按张国焘的预算，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每月大约一千多元，马林答应这笔钱由共产国际出，据包惠僧说，陈独秀坚决不准中共领取共产国际的经费，以免影响中共的独立自主。他要求革命者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领了钱就等于雇佣革命。

然而，中共是否真的没有从共产国际领钱呢？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与马林二人频频争吵，竟闹到互不见面。马林怒气冲冲地责备，“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 陈独秀反唇相讥：“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这番对话似乎也证明了，中共并没有拒绝国际的资助。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马林立即展开营救行动，据包惠僧说：“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并不是马林自己的钱，而是共产国际的经费。这样一来，就算陈独秀真的不想要国际的钱也不行了，而且是用在自己身上。虽然他性格倔强，也无话可说了。出狱后，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便完全改变了。

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以后几年里，在陈独秀身上，还发生过好几次。

根据陈、马达成的协议，名义上，中共还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金钱，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赤色职工国际、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一个圈而已。1922年6月，在陈独秀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明中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的收入与开支情况，其中收入部分，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为16655元。 到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时，连赤色职工国际的圈也不再绕了，中共的经费，几乎全部直接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三大上说：“今年（1923年6月之前）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共产党成立，一转眼就五个月了，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与其说是一个革命党，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团体。马林静极思动，想到南方实地视察一番。于是，在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风尘仆仆，赶到两广，分别拜会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孙文和省长陈炯明。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热闹的政治气氛，令马林眼前一亮。

马林在桂林和孙文两度晤谈，建议国民党在与苏俄合作的前提下，“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孙文，广东香山县人，生于1866年，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党领袖，自称“生平酷爱革命”，不仅要用革命来创造国家，还要用革命来改造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他的反应不冷不热，他不太相信苏俄能够搞成社会主义，这个朋友是否交得过，视乎他能提供多少军事和物资援助。他略带敷衍地说，他要等到北伐之后，才能和苏俄公开结盟，到时俄中两国可以一起解放亚洲，但如果过早公开联俄，会引起列强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