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孙文正和亲日的奉系、皖系结盟，对付直系。众所周知，日、俄两国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孙文到底如何取舍，颇费周章。孙文对马林说：如果他不联俄，就能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马林在广州也和陈炯明长谈三次，他发现，俄国革命刚成功时，陈炯明曾一度“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确实，1920年陈炯明在漳州时还写信给列宁说：“余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对人类带来欢乐，余愿为此一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可是“俄国的发展又使他向右转”。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令他转得这么快？为什么当“十月革命”的效应，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是持续高温时，他已经迅速冷却下来？这一点很值得历史学家研究。马林说陈炯明向他表示“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 或可部分反映出，当时陈炯明的思想。

尽管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东西，但此行却令马林对国民党的观感，锦上添花，再加几分。他在广州目睹了香港海员在国民党指导下举行大罢工，亲见几千工人在黄花岗烈士墓前听国民党人宣讲反帝道理，又听说广州、香港、汕头有万海员加入了国民党。这种群众场面，足以令任何一个职业革命家热血沸腾。于是马林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政党。

但有意无意间，马林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广州、汕头都是陈炯明的地盘，真正在广州支持办工人夜校、资助机器总会、调解劳资冲突的是省长陈炯明；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后，十几万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也是陈炯明接待他们，不仅同意工人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作为罢工的总指挥部，而且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10万元给工人做罢工经费。但马林却把这一切都笼统地归之于孙文的国民党政策，从而为他的“国共合作”计划，提供有力的依据。

当时孙文全副心思都在北伐上，哪里顾得上工人罢工这类事情？马林把上海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党作了一个比较：“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 以至于一回到上海，他就迫切地要求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里去。

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观感，却远没有马林这么美好。他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 因此，对马林的建议，碍难采纳，而且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的中共党人，也都强烈表示了“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国民党）之可能” 的态度。

马林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揆诸事实，马林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都没有大错。只不过双方的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便一个说它是牛，一个说它是马，各取所需了。

马林在中国的工作，进展似乎不大，直到1922年4月他离开中国时，还没能说服中共加入国民党，胸中积郁难舒，闷闷不乐。当他登上前往新加坡的客轮时，只见一轮夕阳冉冉西沉，暝色浮天，夜潮骤起，这位荷兰革命家不禁平添了一腔旅人的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