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蒋介石早先所暗示的“不测事件”。

汪精卫正卧病在家，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匆匆来访，带来了蒋介石一封信函，称共产党意图谋乱，不得不予以紧急处置，请求原谅和处分。汪精卫生气地拍床大骂：“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宣称他在党内的历史与地位，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的。 谭、朱二氏也认为蒋介石这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厉反对。但究竟应怎么反对？大家却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

最后决定，谭、朱二人去找蒋介石，探询他的真实意图，陈公博则前往高第街和大沙头第二、三两军司令部，通知第二军副军长和第三军参谋长，进行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如果谭、朱被扣便立刻动员；如果他们能够回来，便按兵不动。几个小时后，谭、朱二人都安全回来复命，说蒋介石蒋介石只是要限制共产党。陈公博松了一口气说：“只是反对共产党和限制他们的活动，那就容易办了。”

但他这口气松得太快了，蒋介石做事，从来是一石数鸟的，汪精卫、共产党、苏联人，都是他的目标。变生肘腋之际，刚好在广州的布勃诺夫，立即约见蒋介石，但蒋氏却避而不见，只是托人放话，要求驱逐季山嘉与共产党人。其实蒋介石的内心，亦充满矛盾焦虑，他一生奉曾国藩为偶像，对尊卑上下、冠履名分看得很重，最恨犯上作乱者，但他也很清楚，现在他的所作所为，难免会留下“专国弄权，欺君罔上”的污名，所以。当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上门质问他时，他竟伏案痛哭。

而布勃诺夫却担心，蒋介石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苏联的联系了。布勃诺夫派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索洛维约夫为代表，与蒋介石会晤，询问其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蒋氏答复：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尽快回来。索洛维约夫立即松了一口气，急忙表态：苏联已决定召回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人。

蒋介石求浆得酒，大喜过望，压在心头多日的巨石，豁然冰消。随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的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三二○事件”。会议开了一个小时，据周恩来说，“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 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时离去；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蒋介石轻易拿到了一张连他都意想不到的通行证。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内幕，一无所知，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零星的信息，陈独秀终日绕室徘徊，万分焦灼，提不出什么好主意，直到布勃诺夫使团返国，途经上海时，中央才从苏联人的口中，了解到大概情况。

陈独秀十分气愤，再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的问题。但当时使团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苏联顾问与中共）应该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陈独秀发过脾气之后，只好再屈服了。3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布勃诺夫的意见，向全党发出指令，“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

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申辩中共根本没有倒蒋阴谋，因为“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中央无奈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简单地采用惩罚蒋的办法，只会把蒋氏逼到右派方面，对革命造成极大危险；如果没有惩罚蒋的力量，还要高谈惩罚蒋，那危险就更大了。张国焘作为钦差大臣，4月上旬，赶赴广州，向广东区委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大家一致遵行。张国焘说：“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广东区委的中共党人群情激愤，不少人主张立即退出国民党，终止党内合作的形式，“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要被动受处罚、被整理？”他们指责说：“鲍罗廷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但鲍罗廷煮熟的鸭子嘴死硬，他强辩说：“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中央采取的退让政策，究竟是对是错，党内的争论，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陈独秀领导上海中央，陈延年领导广东区委，父子温情，为了革命，也暂且放置一边了。中共中央批评，“三二○事件”，是广东区委“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但广东区委却反驳说，这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

彭述之是4月下旬到达广州，他带来的中央指示是：“联合国民党的左派以及他们的军队来反对蒋介石；扩充中共党员叶挺领导的部队（至3000人）；武装工人和农民，以便他们能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发挥作用。”这和沈雁冰所转述毛泽东的意见，大致相同。可惜，叶挺独立团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军事力量”（它受第四军节制），中共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军事力量”可资利用，武装工农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彭述之到广州是在张国焘之后，易言之，中央派张国焘南下是为了妥协，派彭述之南下是为了对抗。政策转变之快，让人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