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党务案之后，一度闹得天翻地覆的党争，暂时得到缓解，舆情焦点，乃集中于“北伐”。

北伐是孙文生前最大的志愿，但他至死未能亲见其实现。1922年他发动第一次北伐，只打到赣州，就因粤军之变而中止；1924年发动第二次北伐，又因后方不稳，再次半途而废。最后不得不弃武从文，和北洋军阀举行和谈。

孙文逝世以后，蒋介石即提出尽快举行北伐，以完成孙文的遗愿。1925年9月，身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加伦，起草了一份《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的文件，正式提出北伐计划，并设想1926年下半年即可开始北伐。

这份文件有一些关键性的观点，足以吸引人们对它的关注。文件认为，“国民党进抵长江并占领汉口，使国民党得以占据国内的一个工业中心，这将是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促进，并由此引起整个时局的突变……国民党的权力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

为了扎根于华中，变汉口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并逐渐使汉口成为革命首府，万不得已时，牺牲广东也在所不惜。果真要如此，则留守广东的军队即可抽回，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当年孙文北伐时，就曾宣称要“放弃两广”，现在国民政府北伐，又说准备“牺牲广东”。广东就像革命的胎盘，在孕育了革命之后，似乎注定要被抛弃。

在二全大会上，北伐成为热点话题之一。二全大会把广东各军自办军校，一律合并，统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不仅培养军事人才，也培养政治人才。为了准备北伐，对广东各路军队实行整编，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琛任军长；粤军第三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攻鄂军、警卫师、赣军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桂军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鲍罗廷信心十足地对二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们希望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一年内的工作能够猛进到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在北京开的，至少也须在南京或武昌开会，但是我们决不肯在帝国主义保护或压迫之下开会。”他预言，一年后国民政府也将迁往南京，三全大会一定要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召开。

鲍罗廷认为，革命的中心，应该在北方，至少是在华中，而不是在被“彻底腐蚀”了的南方。而蒋介石也不喜欢广州，尽管这里是他的发祥地，但他在广东永远是个“外江佬”，只有回到江浙，才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苏联顾问中，季山嘉是坚决反对马上北伐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势单力薄，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在北伐问题上，他总是唱反调，听得蒋介石心头焦躁，才借“三二○事件”，把他一脚踢走，然后要求让支持北伐的加伦到广东。

这时加伦正应冯玉祥邀请，在国民军内当顾问。季山嘉回国后，苏联便让他火速赶回广州，接替季山嘉，担任首席军事顾问。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划北伐。在蒋介石眼里，加伦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的一位“良友”。

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从一开始支持，到后来反对，再到后来又改为支持，其间几经摇摆，莫斯科在幕后的一系列操控活动，实为主要原因。苏联老大哥，即使不是中国革命的总导演，至少也有充当总导演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