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召开特别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七人，共青团代表一人，北京区代表二人，广东区代表二人。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鲍罗廷都出席了，但陈独秀却因病没有到场。

加拉罕和鲍罗廷都主张广东尽早北伐。在他们的现场指导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明确中共支持北伐的立场：“在现时政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这次会议有一特别之处，即对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作了认真讨论，并形成一份文字意见。会议认为，中央机关不适宜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革命重心；但也不适宜设在广州，因为广州地处一隅，在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较为不便。会议最后决定，如果国民军守得住现状，中央机关决在北京；如果国民军失败，丧失北京地盘，则中央决在广州。这个决定，同样反映了鲍罗廷讨厌南方，希望北上的心理。

陈独秀在上海养病，并不知道会议内容。维经斯基到上海和他见面时，两人为北伐问题争论起来。陈氏主张北伐，而维经斯基认为这是冒险行为。陈氏在了解到会议内容之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北伐的立场。但关于中央放在哪里，他似乎比鲍罗廷更不喜欢广州，因此，他补充了一点，即使北京政局发生变化，中央是否“决在广州”，到时再作讨论。言下之意，宁愿放在上海，也不愿迁往广州。

3月初，布勃诺夫使团在上海和陈独秀举行了会谈。布勃诺夫曾疑惑地问陈独秀，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央放在上海？陈独秀说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镇，二是上海有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还有第三个重要原因，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希望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

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向全党进一步清楚阐明了中央坚定支持北伐的立场：“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中央要求全党，“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陈独秀也给汪精卫和蒋介石拍电报，主张必须开始北伐。

然而，这时广州发生了“三二○事件”，仿佛一声霹雳，把联共（布）中央对广东局势的乐观心理，彻底动摇了。不争气的国民军，偏偏又在这时被直奉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北京眼看是守不住了。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匆匆作出决定：“广州不应该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

加拉罕和鲍罗廷对此均有措手不及之感，认为是由于联共（布）中央远离中国，对现实情况不清楚所致。“三二○事件”恰恰证明北伐具有刻不容缓的迫切性，如果不向外发展，广东内部就有爆发新的分裂与冲突的危险。4月3日，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发了一封电报，在陈述了广州的形势之后，仍然固执地表示，虽中央要求广州不应占领新的地区，但广州“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