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罕所说的“迫于形势”，是指1926年3月湖南发生的政变。

3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一位37岁的佛教徒，在衡山宣布驱逐湖南省长赵恒惕，自己代理省长。赵恒惕是一位地方自治的推行者，湖南在全国率先实行议会选举省长，并制订了一部以自治与宪政为主旨的湖南省宪法。唐生智倒戈，便是打着废除省宪的旗号。赵恒惕逃往上海，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本来无意南征，但亦不能不摆出姿态，一面委任叶氏为讨贼军总司令，一面限唐生智24小时之内退出长沙。唐生智自知不是吴佩孚的对手，情急之下，索性向广东求援，宁愿加入国民党。

加拉罕向莫斯科建议：“广州应帮助唐生智在湖南站住脚。如果不支持他，他可能屈从于吴佩孚。对他的支持可以是向湖南调动几个广州师，不动一枪一炮进驻那里，目的在于巩固唐的地位。实际上，这是和平占领该省。”因此，他认为“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予协助”。

但广东自“三二○事件”后，政治空气危疑震惧，没有人对出兵援唐感到兴趣。只有李宗仁对广东情况不明，一腔热情，力排众议，未经请示，即驱师北上，进入湖南。他5月到广州，就是想借二中全会之机，说服政府出师北伐，援助陷于苦战的第七军和唐生智。这时广西军队正在炮火连天的衡阳鏖战，“和平占领”，不知从何说起。加拉罕为了说明广州的扩张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故意避重就轻，对事实轻描淡写。

加拉罕的“抗旨”，令斯大林十分不快。4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加拉罕作出强硬回复：“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

指示的最后一条，听起来十分奇怪，仿佛国民政府是联共（布）中央属下的一个机构，国民政府是否北伐，必须先征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这时布勃诺夫使团已回到苏联，联共（布）中央在听取他们关于中国情况的汇报后，5月20日，再次向中国发出强硬的指令：“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

中共的原则立场是：不反对北伐，但要“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劝告民众不要“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并规定目前党的总政策口号是召开国民会议，不是争取北伐的胜利。 陈独秀在一年后承认，中共尽管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中共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的，即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所以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取得的成果不大。

中共对北伐的争论还没有定案，气势如虹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