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国民党内，对北伐感到犹豫不决的一个原因是军费问题。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广东虽然有“天子南库”之称，但毕竟局限于一隅，要与大半个中国对抗，人力、物力、财力，都感短绌。不过，打仗和做生意一样，只要计算好成本，可以贷款、按揭、分期付款，只要有了启动资金，就可以开张。蒋介石为了说服大家，曾算过一笔账：以八万官兵计算，每月只需250万元，能筹足两个月的军费共500万元，即可动员出发，先打上两个月再说，也许，一打便可以打到那“钱有的是”的武汉了。

他这番豪气干云的言论，确实使大家安心不少。北伐的口号是“饮马长江”，几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定，北伐是沿粤汉路北上，打到武汉，再沿京汉路北上，打到北京。所谓“饮马长江”，不言而喻，是饮武昌水了。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心目中，武汉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产业工人的大本营，只要循着《国际歌》的歌声，总能找到自己的同志。

大家似乎没有想到，论有钱，上海比武汉有钱得多。蒋介石是盐商家庭出身，他很清楚上海发达的金融业、工商业和雄厚的外国资本，代表着什么。他心里的算盘，“饮马长江”不是饮武昌水，而是上海水。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故乡水。尽管当时孙传芳扬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南北对决中，俨然中立，但蒋介石对江浙是志在必犯。犯江浙，必须首先犯福建与江西。

在蒋介石出发北上前夕，鲍罗廷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蒋介石强调：“为了对后方和前线有利，应当占领江西省。”

鲍罗廷表示同意：“我赞成占领江西，否则我们的战线狭窄，不能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但是北方来的同志坚持认为，我们在结束对吴佩孚的战役之前不应进攻江西。如果我们决定进攻，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向江西发起攻势呢？”

蒋介石：“大约在8月中旬。”

他告诉鲍罗廷，孙传芳很关心革命军对江浙的态度，曾派代表向蒋氏表示，“如果我们答应不进攻江苏和浙江，他们就不反对我们占领江西。我（蒋氏）回答他说，我们应当占领江西，首先它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其次它是吴佩孚的领地。这位代表还说，在我们占领汉口后，孙传芳希望参加我们未来的政府。”

鲍罗廷：“我们不需要进攻江苏和浙江，因为这会使我们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

蒋介石没有答话。鲍罗廷不需要进攻江浙，可是蒋介石需要。

北伐军一口气打下长沙后，勒马不前，等候蒋介石部署下一期作战计划。前线暂时沉寂下来了。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都不希望向前推进得太快，他们给第四军的指示是：尽量拖延进军时间。在西路军的侧翼和后方没有保障时，不能向北推进。“向长江推进过快是不利于革命的，唐（生智）成了武汉的主人后，可能又重新变成通常的军阀”。加拉罕甚至认为，占领岳州后就必须停住，全部军队在长沙集结休整，不进军湖北，争取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占领湖北。

不出所料，唐生智在取得湖南地盘后，就开始暴露出“通常的军阀”面目了。他和冯玉祥一样，把苏联顾问当成圣诞老人，摆出种种友好姿态，高唱各种革命高调，无非都是盯住苏联人的口袋。他竭力主张迅速北上，攻打湖北，一心觊觎着吴佩孚的遗产。鲍罗廷发现，“现在在蒋介石和保定派（唐生智）之间就谁应进军湖北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