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革命军北伐进入的第一个省份。

湖南的农民运动，从1925年初开始，以组织农民协会，争取减租减息、停征捐款、取消苛捐杂税、降低物价、重新丈量和分配土地、提高雇农工资、反对土豪劣绅侵吞救灾款、剿灭省内土匪为主，农民与地主虽时有冲突，但整个乡村，尚属平静。

然而，当革命军向北挺进，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紧随其后，革命之旗插到哪里，农民革命的风暴就横扫到那里。农民运动为北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农民在北军后方组织暴动，骚扰北军，为革命军运送物资、担任向导、侦察、募捐、供应粮食等等。但北伐并没有为农民带来直接的利益，相反，倒多受了一重的压迫。厘金几乎增加了一倍，商品价格暴涨，盐价急升，币制混乱，使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在192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刚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退下来的毛泽东，改任农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会，对农民问题，提出一个带有“收束”意味的口号：“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全体农民”四字，可圈可点。除了“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和“重利盘剥者”这两种人外，其他都属“全体农民”之列，都可以加入农民协会。乡绅并不都是劣绅，也有良绅。农民协会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在地主与贫农之间，充当调停人，并规定农民武装不得超出自卫的范围，不能设有常备组织，甚至取消了1925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招收学员327名，学习、训练四个多月，于9月中旬毕业。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选送学员最多的省份之一（20名以上）；而广东这个革命策源地，反而学员最少（只有两名），因为前几届学生，均以广东的居多，现在他们都已在乡下闹革命了。当务之急，是把革命输送到那些还没闹起来的省份。

1923年之前，毛泽东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以后，他开始转而关注农民问题。毛泽东给学员们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足足讲了23个小时。他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不在农村彻底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就不可能根本推倒。不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北伐的军事胜利，也只能昙花一现。

第六届农讲所开学时，北伐还没开始，9月结束时，北伐军已经打到武汉了。形势发展之快，超乎人们想象。318名接受过政治、军事训练的毕业学员，像水银泻地一样，流向四面八方。足迹所到之处，天地为之变色，山河为之动摇。古老、封闭的中国农村，开始感受到20世纪的震撼了。

11月初，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随即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规定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选择集会结社自由较多、政治上较重要的铁路江河交通沿线地方，以及农民在经济上有特别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的地区，作为发展重点。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而湖南则应集中在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个府属发展。

南方农民运动，在中共内部，以及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之间，一直是争论焦点之一。目前中国农村，首先是农民问题，还是土地问题？是让农民自发没收土地，还是土地收归国有？莫衷一是，争辩不休，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把“耕者有其田”，亦斥为左派幼稚病。

中央要求：“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12月17日，毛泽东抵达长沙，带着中央“最重要的策略”，开始了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行。当时湖南乡下的情况，与夏季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暴力浪潮正席卷着四乡八镇。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理解，与中央相去无几，还停留在减租减息的层面上。12月20日，他在长沙幻灯场讲演时，对听众们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他保持着一种温和的立场与措词，但当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之后，看法完全改变了。在乡下，他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目击耳闻，令他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