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迟至3月7日，始陆续抵达武汉，参加3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蒋介石拒绝出席。

这次会议，喊出“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昏庸老朽”（指张静江）、“迎汪复职”的口号，对蒋介石一片谴责之声，把浔汉之争，提升到“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之分歧点；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屈服于少数之分歧点；而且是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点；并且是个人独裁制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 的高度，也即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高度。会议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对全体党员训令》等一系列决议案，矛头直指蒋介石。

汉口的《民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题为《什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的系列文章，先后列举了53项反革命罪名，从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到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乃至感情冲动、骄傲自信、个人感情至上、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交党费、不参加会议，都属反革命行为。

蒋介石也毫不示弱，立即展开对“革命”与“反革命”解释权的争夺。你说我是反革命，我说你才是反革命！要统一革命势力，就要统一到我这里！2月19日，他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挥拳顿脚，慷慨陈词：“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不仅已分化成“我的革命”与“你的革命”，而且已泛化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可以与革命与反革命挂钩。用《大公报》的话来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

现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按鲍罗廷的意思，最好立即与蒋介石宣战，把他彻底打倒，但2月7日他却忽然接到莫斯科电报，要求“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 要蒋介石服从国民政府，已经很难，还完全服从，岂不是说空话吗？鲍罗廷不禁为之气结，但又不敢不遵从。

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唐生智、谭延闿都不赞成与蒋介石公开翻脸，最后，仅仅把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和组织部长三个衔头拿掉，不让他进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也不让他当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却依然保留了国军总司令的职务。

当鲍罗廷在武汉积极准备与蒋介石摊牌之际，蒋介石也在加紧向东推进的步伐。

1月8日，蒋介石任命张静江、周凤岐、蔡元培、韩宝华、陈其采、褚辅成、宣中华等11人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张为主席，由蔡代理，即在蒋氏家乡宁波成立。1月下旬，由江西入浙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经上饶、玉山，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浙江常山。2月18日，第一军第一师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由福建入浙的东路军，也斩关落锁，连克温州、永康。2月23日，何应钦与白崇禧在杭州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