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时至今日，无论是虚与委蛇的官腔，还是貌似诚恳的温良软语，都已难以令人信服。3月30日，中共特委开会。大家“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 但大家也明白，莫斯科之命不可违，这也是别无其他出路的。陈独秀一面复电莫斯科，说蒋介石已开始发动政变，中共必须有所准备，一面派彭述之去南京联络第二、六军反蒋，并赴汉口向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意见，决定进攻蒋介石的计划。

然而，他们的“武装斗争”，到底有没有具体方案？是发动兵变？把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抓起来？杀他个措手不及？还是把队伍拉走？与蒋介石战场上见？彭述之没有详言，倒是后来几位在上海工作过的苏联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他们原计划派两三千名工人加入到薛岳的第一师里，这样，他们在上海就拥有八千至一万名支持武汉政府的军队，可以与支持蒋介石的第二师（三千人）对抗。他们还计划让左派的第二十一师向上海方向集结，第二军、第六军向南京和苏州集结，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他们说，薛岳甚至频频征求中共意见，他该做些什么，但中共方面始终没有明确回答。 结果蒋介石得以从容地把第一师调离了上海。

无论如何，国共两党的关系，都已到了图穷匕见的阶段，只有子弹才能解决问题了。现在只是看谁先下手，是共产党先杀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先杀共产党。

陈独秀对武汉收回租界之举，不以为然；而武汉对上海工人起义，同样不以为然。武汉频频致电上海，催促陈独秀把中央机关迁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 陈独秀一肚子怨气，认为莫斯科和斯大林的许多脱离现实的指令，都是听了鲍罗廷一面之辞的结果，因此，他坚拒赴汉。尽管当时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已去了武汉，上海只剩下陈独秀一人，但他仍坚守不去。

汪精卫自从“三二○事件”之后，避居巴黎，养晦待时，整整一年，这时也开始有点静极思动了。3月8日，汪精卫自德国柏林抵达苏联，获得斯大林的亲自接见，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手捏烟斗的斯大林，看似胸有成竹，其实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他想利用汪精卫去榨干蒋介石这只“柠檬”，足证他的很多判断，都属想当然耳。

3月12日，汪氏从莫斯科起程，经西伯利亚海参崴回国。4月1日，抵达上海。陈独秀喜之不胜，认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与周恩来商议，不如把汪精卫直接送到汉口，不要让他在上海与蒋介石见面。

但怎么才能不让汪蒋见面呢？除了他们自己不想见之外，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结果，汪精卫当天就在上海与蒋介石、吴敬恒、蔡元培等人见了面。在蒋介石眼里，汪精卫未尝不是一只“柠檬”。你欲榨人，人亦欲榨你。因此，蒋柠檬也努力阻止汪柠檬去武汉。他对汪精卫恺切陈词：“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但汪氏顾左右而言他。

4月2日，两广的李济琛与黄绍竑也到了上海。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吴敬恒、李宗仁、李济琛、黄绍竑、陈果夫、陈立夫等人，遂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式召开“清党会议”。汪精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蒋介石首先发言：“十三年（1924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不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如果现在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为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何应钦指南京事件，完全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白崇禧在发言时，则称上海工人纠察队“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一旦上海发生中外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

众人一致赞成清党。傍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敬恒、李石曾、陈果夫等人出席，公推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主席，讨论分共问题。据黄绍竑说，全体监委（二十人）只有五人出席会议，只占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其实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 蔡元培到底有没有参加这次清党会议，其实并不重要，蔡、古、张三氏不管有无出席这天的会议，他们支持清党的态度，都是很明确的。但蔡元培一介书生，以为清党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竟没有想到是以“屠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