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反共空气愈来愈浓，像南方的浓雾一样化解不开。

3月31日，四川军人以武力解散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之市民大会，封闭省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杀害共产党人杨闇公、陈达三、漆南勋、冉钧等人。4月2日，蒋介石解散第一军第一、第二师政治部，封闭自武汉迁来上海的总政治部。4月3日，福州举行拥蒋（介石）护党大会，主肃清跨党份子。4月6日，就在汪精卫动身前往武汉的同时，北京发生了奉军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开府北京，形式上由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五色旗下，尚拥有直、鲁、奉、吉、黑、察、热数省地盘，与国民革命军相抗衡。为了稳定后方，从3月开始，北京大肆搜捕激进学生。担任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的沈维翰追述，“其时京师（北京）警察厅内右一区警察署，在西交民巷发现工人分发秘密传单，当场拘捕七名，送请总厅法办。经连夜侦办，破获共产党秘密机关六处，发现大批文件，及扣押人犯100余人。不久又继续查获文件三大箱，扣押人犯二十余人。”

经过三昼夜的审讯，在被捕人士中，发现有李大钊之秘书李渤海（山东渤海人，北京大学毕业，为李大钊之学生）。此人向警方供出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情报，并交出了一批共产党人的名单。4月6日，寒风习习的清明节。更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开始了。

军警动手之前，李大钊已经得到消息，有人劝他速速离去，他慨然表示：“张作霖无此大胆，即使可靠，只怕便衣侦探早在东交民巷布下天罗地网，要走走不了，一走反去送死。但是同志中有人愿离开的，不妨离开。”他自己死守不去。

整个搜捕行动，从上午11时持续至下午7时，北京军警搜查了苏联大使馆及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拘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多人。当晚公使团曾表示抗议搜查行动逾越范围，但那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对搜查苏联使馆，私底下，无不拍手称快。北京随即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合组特别法庭，以何丰林为审判长，对李大钊等人进行秘密审讯，不准旁听，不准请律师。

张作霖马匪出身，哪里搞得清国共两党的异同，反正都是南方赤党，都是“乱党”，一律要严厉扑灭。被捕各人，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受到了严刑拷问。

李大钊因为名气最大，所受的拷打也最惨烈。《李大钊传》一书写道：“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打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最后，李大钊等二十多名重要党人，均被判处绞刑。执行地点，就在司法部后街的地方审判厅看守所里，由警察雇汽车四辆，将李大钊等人押送至行刑地点，自4月28日下午1时50分起，至4时10分止，执行完毕。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呜呼！

苏联政府于4月9日向北京政府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称此举侵犯苏使馆人员的治外法权，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撤退监视之军警；二、立即释放所拘苏使馆馆员；三、交还使馆武官室抄去之文件；四、军警劫去之钱物簿籍，即交还原主。在未得满意答复前，拟撤回驻北京之代使及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