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当班长。父亲勉励我们时，也总以当班长期许我们。那时很流行在学校操场上溜冰。溜冰鞋卖价很贵，我常常梦想拥有一双自己的溜冰鞋。父亲答应说， 如果我能荣任班长，便买一双送给我做奖品。有了这个目标，我更加努力读书，而我的成绩也果真超出班上所有日本同学之上；然而那位日本男老师却只让我当副班长，因为我是台湾人。我也就始终没法子得到一双发光的溜冰鞋了。

战争快结束时，盟军的飞机常来轰炸上海的日本租界。有时一天之中会听到好几次警报，得要躲好几次防空壕。当时闸北的各个日本学校都有日军驻扎着，所以防空壕里经常都会有日本兵与学生老师混杂在一起的情形。有一回，我们在防空壕里躲避许久，警报不解除，外面却无甚紧张气氛。无聊之余，有一个年轻的二等兵便逐一询问学童们的籍贯以解闷。有人来自东京，有人来自大阪，也有来自九州岛乡下地方的，轮到我吞吞吐吐说是台湾人时，那个二等兵竟愣住了，许是他一时弄不清楚这个陌生的地名吧；继而想起什么似的，他的眼神忽然变得很奇特，表情变得很冷漠；顿时，先一刻那种“他乡遇故知”的热烈气氛完全消失了。我至今犹记得那个日本兵脸上的表情变化，也一直忘不了自己当时的屈辱和愤怒。“台湾人有什么不好？台湾人和东京人、大阪人有什么两样！”我心里很想这样大声叫喊，但是我不敢；事实上，我只是红着脸低下头而已。

日本小学生往返学校都排队走路。我们经常会在路途上遇见中国孩童；双方总是像仇敌似的，往往一方叫喊：“小东洋鬼子！小东洋鬼子！”，另一方又叫喊：“支那仔！支那仔！”，气氛紧张时，甚而会互相捡地上的小石子乱扔。我也曾经跟着喊过“支那仔”，也曾经对中国孩子投过石子。因为我那时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

有一次放学途上，走过每日必经的“六三园”，那是一个整洁可爱的小公园，我们看到一个日本宪兵，不知何故，正对一个中国孕妇拳打脚踢。我们都止步，好奇地围观；没有一个人同情那个哭叫哀嚎的女人，大家反而欢呼拍手。当时大概是认为中国人 无论男女老幼都是坏人，而日本人全都是好人的吧。

战争接近尾声时，局势相当紊乱。各级学校都被日本军队占用，我们也就不再上学了。邻居们各组小团体，将附近的学童们集合在一起，使大家每天仍有几小时见面的机会；其实，那时已经没有心境读书，这种安排，无非是由家长们推选代表，轮流看顾精力旺盛而又调皮捣蛋的孩童们罢了。我和弟妹便与“公园坊”、“永乐坊”的日本孩子们一处嬉戏着， 并不怎么费心去理会大人世界里所酝酿着的事情。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那一区的日本居民，有一天被召集到广场上。一个表情肃穆的里长模样男人叫大家安静，因为无线电台要广播“天皇陛下”的重要圣旨；他并且要大家低首恭聆。不多久，日皇沉痛地宣布日本战败，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先是一阵骚动，接着，我听见此起彼落的啜泣声，后来又逐渐变成一片哀号声。男人在哭，女人在哭；大人在哭，最后，孩子们也在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发觉自己竟也跟着大家好似很悲伤地哭起来。

接着而来的是一片混乱的日子。日本租界里天旋日转。那里面的日侨，一下子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丧家之犬，开始匆匆忙忙迁返他们的家乡。有些上海人却乘势搬运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家具物品等，甚至还有一些不肖之徒冲入尚未迁走的日人住宅里，肆意抢劫。

我和弟妹们躲在二楼浴室的小窗口前，好奇地偷窥街上紧张而混乱的景象。我家门口插着一面簇新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所以很安全。不过，父母还是不准我们出去。从大人口中得悉：我们不再是日本人，我们现在是中国人了；我们没有打败战，我们是胜利了。其实，我们并不明白这个天大的变化。我们真的来不及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