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和四月初的两个星期五晚上，我曾应邀到清华大学讲演两次。这是在清大理学院院长沈君山教授的构想下推出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课程的一部分。我负责讲“中国文学”部分。在每次三小时的两回讲演中，我第一回的题目是：“中国文学潮流概说”，笼统而摘要的介绍了三千年间我国历代文学的演变动向，俾使理工学院的同学们对我国历代文学能有一个大略的认识。第二回则谈论文人生活对文学的影响。我选择了六朝这个断代作为具体的例证角度，题目是：“六朝文人的生活特质与六朝文学”。原则上，从晚间六点到九点的三个小时的讲演里，除中间休息十分钟外，还希望能够留下一些时间给同学们发问和讨论的。可是第一次的题目范围太大，不到三小时的讲演，仅够匆忙做结束，根本没有余裕讨论，所以我便在第二次的讲演后留下一些时间，想让大家发问。

但是，赶巧那天清大在晚上九点有一场电影欣赏会（据说上映《飞越杜鹃窝》），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显得坐立不安，因此虽然有人举手准备发问，空气中却已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气氛，我便对他们说：“有问题的同学留下来，没有问题的请便。”结果只有两位交通大学的同学留下来（这门课是兼容清大与交大二校同学选修的）。我和那两位同学从日光灯的讲台谈论到星光下的校园。他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何以今日文坛上找不到几位中文系出身的人？中文系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工作呢？”这个问题来得有些突然，不在我两次讲演的内容范围以内，而且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何况夜已深，我尚得坐两小时的车赶回台北，所以只好对他们说： “让我回去反省一下吧。”

几天后，我收到其中一位同学的信。简短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抱歉与安慰的语气，我原来想给那位同学回一封信的，但是，继而想起两年前的暑假里，有三四位台大外文系的学生来访，闲谈之际好像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又记得当时他们还问我：“老师，你为什么不读外文系，却去读中文系呢？”语气间似乎有些为我惋惜的意思。这就是我提笔写这篇短文的远近原因。

说到我个人当年考中文系的动机和经过，其实是颇不足为外人道的。那时候大专联考制度尚未成立，各校各自招生。每一个考生只能分别投考两三个大学，而且报名时也只能填写投考某校的某一系科，换言之，你若分数够录取标准，便考上自己所填写的那一系科，否则便是落第，决无退而求其次的机会。我初中和高中都就读于北二女中（即今之中山女中）， 高三以后文理分组，我在文组的一班任班长。初夏时，校方为我们办理集体报名，投考台大。我负责收集班上同学们的报名表。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那一班五十多个同学中，除了有一人填考哲学系而外，包括我自己在内，其余全部填报外文系。当时我心中颇不乐，不知是生气大家与我同志趣，还是恼火自己与别人同志趣？于是，我用刀片小心谨慎地刮去了“外”字，改写为“中”字。后来，台大发榜，我的名字就出现在中文系的录取者部分。我另外也考取了师大（当时称“师范学院”）艺术系，但一个人同时只能读一所大学，所以我便成为台大中文系的学生了。这样说来，虽然当时每人只许有第一志愿，取则取，不取则不取矣，可是对我个人而言，考取中文系，却颇有些录取第二志愿的滋味，因为我长期计划要读外文系，结果却因一时莫名的反叛心理而入了中文系。当时确曾有些懊恼。我想象所谓“中文系”，大概是满屋子霉味的线装书，暮气沉沉的地方，而读中文系的人，必定是只知摇头晃脑吟哦四书五经及古诗文，带点儿寒酸味，而与现实隔离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