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真“大其心量”之所为也。

道家是把人顺化了，顺化于天地自然之间。顺化于天地自然，而不以人为中心，正因不以人为中心，因而可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可以生成它，而不去占有它、助成它，而不去倚恃它、长养它，而不去宰制它。正因为这样的“致虚”、“守静”，所以可以“万物并作”，可以“归根复命”，道家重视的是回到自然常道。

儒家重在“承担”，道家则重在“放下”。其实，有真放下，才有真承担，有真承担，才有真放下。佛教的可贵是教人“放空”，了无执着，正因为有渡脱彼岸这等“出世”的精神，因而可以入于世中，出污泥而不染，才能在世中行菩萨道，做“入世”的志业。

有般若之智，因而可以缘起性空，有慈悲之心，因之可以发愿力行。佛陀坐于菩提树下，发愿证果，普渡群生，达摩东来，面壁苦修，得道大行，玄奘西行，涉险历劫，取经而回。史上多少高僧大德，佛门龙象，论其成就，真是如日月之光，天长地久，此如何可能，无他，就只是“大其心量”，落落实实而已。

丁亥之秋（2007年9月20日）于新竹元亨斋

天地精神与悲欣交集

谈起“清华大学”，想起通识教育中心种种，我会有一种“悲欣交集”的体会。我想起梁启超，想起四大国学导师，想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原来，“清华”的校训是梁启超提的，是从《易经》“乾坤”两卦的《大象传》来的。他揭示着清华大学的天地乾坤精神。

1987年，我起初应“清华”中文系之邀，来兼一门国文课，为学生讲《史记》，记得其中还有我原先在师大附中教过的学生。当时讲课重点在“人”与“历史社会总体”辩证关联，以及人物风格论。1988年，我正式到了“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任教，我问了班上学生“清华”的校训出自何处，竟无学生能答，我因此写了篇有关“‘清华大学’应当具有天地精神”的文章，以作为通识教育的宣示。

这年起，我开始在“清华”讲授《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名著选读》、《道家哲学》、《哲学与人生》、《儒家哲学》、《禅宗哲学》，后来成立了“教育学程中心”，我还开设了《教育哲学》这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