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良知天理在帝皇专制运用血缘性纵贯轴下，使得他绝对化、权力化，于是形成专制性格，此时便造成了严重的异化与错置的状态，以理杀人于焉造成，良知的暴虐性亦如此而生。当然更为重要的，在帝皇高压底下，良知又成了自虐之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多半具有这样的自虐性格，既是自虐，而且又具有暴虐性的。

日本人将中国的孝亲、忠君做了有趣的转化，成为孝君、忠亲。把父亲绝对化成为如同忠君的方式去处理，也因此日人的父子关系，有着君这般的绝对隶属又疏离与异化的关系。当然“君”本来是超绝的对象物，是人间世之最高主宰，就在这状态下而转化成“孝君”，这样的“孝”便不可能有日常生活性，不可能有其具体实存性，但吊诡的是“孝”必须有日常生活性，必须有具体实存性。

这么一来，日本人寻得了“仪式”作为此间的接缝点，这也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在日常生活性中看到其“仪式”。仪式经由具体实存的方式，使得那超绝的形上对象物与人有一“拟似真实”的连结。这“拟似真实”便是我所谓的仪式型的理性之本质。

隐约地看到日照神国的选民这样的精神，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化为齐整的规矩形式，形成浑漠而笔直的线条。用灰黑的条纹又立体地建构成一种人间的神圣，在仪式中保住的神圣，经由这样的保住，让日照神国落在生活之中自本自根的生长，或许就这原因叫“日本”吧！这选民们以为自己就是太阳的洪佑者、传续者，经由仪式来保存、洪佑与传续。

我体会到一种暴发的宁静，一种怖栗下的安定，一种极为矛盾对立，却又统一为一体的存在精神状况。日本的仪式性理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疏离异化，竟成了一种可以融摄而构成的同构状态。

我看到了一种带有东方特质的现代化仪式性的本质。大和魂啊！大和之魂，在怖栗的均衡下，学习到一种奇特的隐忍。隐忍、残忍、慈忍，就免不了这个“忍”字，或者可以说这是太和谓之“忍”吧！

12月6日

仪式让人安静，安静本身就是仪式。日本人义以质内，敬以方外，它通过一种仪式性的内化成为一种Pattern。潘乃德（Benedict）的《菊花与剑》一书对于日本人的义理有着极深刻的阐析。这样的义理通过日常生活的仪式化上升到神道之中。它内藏着阳柔与阴刚的奇特气质，这迥异于中国的阳刚与阴柔。

日本士人与其说调适而上遂于道，一归于天理良知，宁说他是归于天皇，而上遂于神道。这在太宰府天满神宫里就可以嗅到这样的气质。

日本人将最高善、历史社会总体通而为一，全部集结在天皇身上。他的窍门就在“仪式”。礼仪指向了最高善，或直接地说礼仪就体现了最高善。

然而礼仪又降临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日本人之重视礼仪，其实是这最高善于世间的曲成周致。

庚辰（2000年）于福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