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军是个我行我素的人，而且擅长把握一些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表现的机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个人身上，也是王氏兄弟的共性。在国内诸多影视娱乐公司的领导者当中，华谊兄弟两位王总的媒体上镜频率向来是非常密集的。

若说艺人博取上镜率的动机是为提升个人的知名度，那么作为商人也采取类似的手法宣传自己，其中就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含义了。在过去数年里，王忠军频繁地出席各类社交活动，接受专栏采访，参加访谈类电视节目，而且还通过媒体积极向公众展开自己的生活圈子。关于他的经历、爱好、言行，甚至个人起居和家庭生活的大量报道，充斥于包括网络在内的各路传媒。在把冯小刚和华谊兄弟旗下多名签约艺人打造成华语电影顶尖级导演和国内娱乐圈一线明星之外，王忠军也让自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物。

作为一个影视公司的领导者、一个在美国留学时主修传媒学的海归，王忠军非常重视与媒体的交流和沟通。他很清楚娱乐业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深知及时且得力的新闻报道在影响舆论导向和吸引公众注意力两方面发挥的效果。尤其是在娱乐圈，一次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会呈现出几何指数级增长的影响力和连锁性质的舆论反馈效果。他要借助这种外部力量，在自己只需投入少量启动推力的情况下获得超额的外部动力，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或许，王忠军本人并不能准确地讲清楚什么是蝴蝶效应，什么是马太效应，然而信息学与传媒学领域强调的非线性传播，是华谊兄弟经常运用的拿手好戏。他还亲自带头，将其反复应用到华谊兄弟在电影、电视、艺人报道、社会公关等等方面的宣传活动当中。其中有很精彩的、足以拿来作为经典教案的，同时也有招致影迷质疑并引起一定程度的不满和批评的。直到今天，这些手段又自然而然地被使用到华谊兄弟上市引起的连续多轮媒体翻炒当中了。

我第一次得知“王忠军”这个名字大概是在十年前。1999年末《没完没了》上映时，北京一家销量很大的报纸的娱乐版上，对傅彪的报道和对王氏兄弟的报道并排，前者占有的幅面和文字量都略多一些；后者虽然是配角，但仍然配有一张王氏兄弟二人的合影照。当时王氏兄弟刚刚进入电影制作行业不久，对《没完没了》的投资还是一次规模有限的商业尝试--该片的主要出品方仍然是紫禁城影业公司，华谊兄弟只是联合投资方之一。但他们在一开始就得以让崭露头角的自身和凭借该片走红的傅彪并驾齐驱，从中不难看出，王氏兄弟非常注重媒体宣传的作用。

王忠军直率的谈吐和由此表现出来的气质给人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他在接受采访时也反复强调自己和冯小刚之间非同寻常的友情。这个说法的确属实，但就如我在前文所说，“说的全部是事实”并不等于“说的是事实的全部”，言行再坦诚的商人也会有所保留。王和冯的关系，既是朋友，更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信任和理解，也是由一清二白逐渐增深的--今天二人深厚的友情和信任，是同坐一条船泛舟于商海，在多年分工合作和互相帮衬的过程中缔造出来的。

1999年岁末，我偶然翻看到那张报纸对华谊兄弟和王氏兄弟的报道时，作为一个电影从业者，除了从职业习惯出发的简单分析和判断之外，我就没再注意过。然而相去仅仅不到一个月，华谊兄弟就以执行制片方的身份投资了冯小刚的《一声叹息》。从2000年开始，我对这家企业及其领导者就开始了漫长而有趣的观察。

事实上，当十多年前，王忠军、王忠磊和他们的华谊兄弟广告公司进军电影业时，并没有对这个行业做过长远的规划，对其投资的电影和涉及的导演，也只是抱着一种“尝试”和“随意”的态度。就在这一时期，除了投资冯小刚的《没完没了》和《一声叹息》以外，王忠军还参与投资了陈凯歌导演的《刺秦》、姜文的《鬼子来了》和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主旋律影片《我的1919》。在后三部电影中，华谊的投资数额都非常有限，属于没有话语权的次要联合制片方。

这些都是当时的表面现象，而实际情况大致如下：王忠军在1994年回国创业，从事广告业获得了最初的成功。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投资电影，恐怕主要目的是为他在广告业收获的原始资本探索一条新的投资出路。因此，冯小刚只是他慕名结识的对象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姜文以及别的能让他动心的电影导演。当时，王忠军和许多喜欢电影但并不了解中国电影界实际情况的普通人一样，以一个电影爱好者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做出初步判断，依据的是明星的人气和知名度。比如选择姜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影星号召力的感染--他是姜文的影迷！

多年之后，王忠军在采访中也言语确凿地表示：自己投资电影业的初期，对这个行业的运作过程根本没有了解，事前也没有做过什么周详的市场调查和风险预测，就是凭着兴趣和冲动下了决心。

在这里我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当时张艺谋还没有认识张伟平，但偶然认识了王忠军，那么后者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而且很有可能会表现得比对待冯小刚更主动、更殷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