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知情者出面作证，人们总希望他陈述真情，而且是全部真情，除真情之外，别无其它，许多接触过中国人的知情者，已经述说了中国人的真实情况，然而他们当中或许很少有人能够只讲真情，不掺水分，更没有人讲述过中国人的全部真情。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博学广识，都不可能了解有关中国人的全部真情。所以，这卷书里的论文，要坦然正视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的异议。

首先，人们也许会说，谁试图把他关于中国人特性的印象转述给其他人，那么他将是枉费心机。乔治·温格罗夫·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先生，一位伦敦《泰晤士报》1857至1858年驻中国的通讯记者，可以像那时到中国去的任何一位作家那样，有良好的机会观察各种条件下的中国人，并且能够得到那些资深刻重者的帮助，借助那些人的观察获得对中国人的正确理解。然而库克先生在他书信集的前言中，对他描述中国人特性的失败表示了歉意：“在这些书信里，我没有采用精心描述中国人特性的文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的诱惑力，没有一个课题像这个一样，能有更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可以充分使用精巧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堂皇的教义，所有末流的批评家，都可能断然的蔑视我，因为我未利用这样的机会，总结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我写了几点中国人的优良特性，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写作这睦文章的同时，眼前的中国人又以他们的言行粗鲁地违拗了我的假说，为了真实起见，我连续烧了好几封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而且坦诚的汉学家们谈起这件事，发现他们和我一样，认为从总体上以一个观念概括中国人的特性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困难仅仅是那些实际上了解中国的汉学家才感觉到的；一个玲珑的作家，对所写的课题全然一无所知，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一篇词藻华丽但却与事实正相违背的分析文章，虽然这种分析应该是严格真实，不附加主观臆想的。某一天，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抓住中国人心中每个稍纵即逝的矛盾心理，估价其在总体中的分量与影响。目前，至少可以满意的是，我避免严格的定性，只是用最突出的品性描述中国人(a Chinaman源注：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情，“a 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地植根在英语中，而把更恰当的词语———Chinese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哪一个是不用“Chinaman”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这一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