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我们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三条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渠道———这就是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知识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个，比前三者加起来还要珍贵，不过这个源泉不是对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都开放的。这就是在中国人自己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图那样，在家庭中更易于了解人的气质，一个法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人民内部生活的知识，或许还不如在中国村庄住上十二个月得到的多，仅次于家庭，我们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脚点写成的。其目的不是企图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朴实地报告他的所见。由于这个缘故，没有作出中国人的气质可以由基督教是行改造的推论。并不假定中国人全然需要基督教，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疗治那些缺陷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人问题”现在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完全有理由认为，到二十世纪这个问题甚至会比当前更为紧迫。对于用什么方法来改进人类中这样广大的一部分人的问题，任何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都不能不产生兴趣。如果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会得到至今被忽视的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话，无论得到怎样的支持，都将不能成立。

劳德·埃尔金(Lord Elgin)对上海商界的答问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是他的话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和中肯的：“当阻挡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可以自由通行的时候，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将发现它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化，不过在其它方面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同情和尊敬。在即将发生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必须在这个持怀疑态度而又聪敏的民族中奋力前进，所凭借的方式就是宣传升入天国的信仰，说明这种信仰与不离尘世相比，在公共和个人的道义上，都会提供更好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