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很早即已使用药物的煎剂来治疗疾病，远在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发明，不仅为饮食提供了容器，也很可能已作为煎药的用具了。相传，助商汤伐桀的伊尹创造了汤液。我国最早的针灸书——《针炙甲乙经》（又称《甲乙经》）中也有“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的记载。今日看来，汤液的创始，虽不一定源于伊尹，但汤液的出现，建立在烹饪熟食发达的基础上，则是毫无疑问的，而烹饪的熟食、热饮对饮食卫生的改进有着重要的意义。故古人将汤液托始于伊尹，其器重的含义也是甚为明显的。

医与巫不能混为—谈

我们在这里还要谈谈医与巫的关系问题。有人说：“医源于巫”，也就是说中医起源于宗教、迷信，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论调。虽然我国殷商时代的人敬神事鬼，崇尚迷信，始有巫医（如巫咸、巫彭、伊尹等）而兼为人治病，但根据前面听述的历史情况，则说明医药的起源，并不始于宗教迷信，而是与人类维护生存以及从事生产活动和改善物质生活有关。再说，巫医们为人治病，除了依靠巫术以外，同时也掌握和运用了一些药物知识。他们不过是在用药上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迷信色彩而已。因为早在巫术以前，已有了较多的医药方法，故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医学终于战胜了巫术。如春秋战国时的名医扁鹊就曾提出“六不治”，其中明确提出“信巫不信医则不治”的规戒。齐相管仲也曾极力反对巫医，《左传》中还记载有叔向与公孙侨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公孙侨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一些巫医，尖锐地揭露了春秋战国时巫与医之间斗争的情况。透过不断的斗争，中国医学逐渐战胜了鬼神迷信，脱离了巫术的束缚。

甲骨文是描述疾病的最早文字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关病证的记载约三二三片，计四一五辞，所记病证种类已达二十二种之多（实际还不只这些），如蛊（腹中虫）、龋、疾首、疾目等。甲骨文中有关龋齿的记载，比埃及、印度和希腊等文明古国还要早一千多年。据研究，甲骨文当时记载的病种，有头、耳、眼、鼻、口、牙、舌、喉、心、胃肠、手、臂、关节、足、趾、骨等病以及瘤、跌伤、产妇病、小儿病、流行病、寄生虫病等，并有咳嗽、噎膈、不语、下痢、耳鸣、失明等病证的描述。这些将殷人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甲骨文”，不仅反映了当时对疾病已有相当的认识，且反映了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显著进步，如有洗脸、洗澡、饭后洗涤食具、洒水清扫室内外环境、设置厕所及畜圈等生动的记述。在距今三千三百年前，就有了这么丰富而可信的有关疾病和卫生的文字记录及实物，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一件突出的事例。

中医的分科

到了周代的时候，中医已有了明显的分科，如《周礼?天官》设了食医（相当于营养医师）、疾医(内科医师）、疡医（外科医师）和兽医等四种。此时，帝王已有了侍医，如夏无且便是秦王的侍医。民间还有大量的小儿医（儿科）、带下医（妇科）、耳目疾医（五官科）等。

中医对发病原因的探索

春秋战国时，由于哲学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此时，名医之和首先提出用六气不和解释疾病发生的道理。《周礼》和《礼记》中也记述了许多疾患，并已认识到它们与时节气侯的关系，如《周礼》中“春时有府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和（礼记）中“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疠”等记载，都说明中国医学在春秋战国时，已认识到人体和外在环境的统一性，以及一些传染病与季节的关系。此外，还认识到内在的精神意识影响或饮食不节、起居不常、劳逸过度等，均可成为发生疾病的重要原因，从而为中国医学奠定了“三因（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致病论”的思想和人体与内外环境统一观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