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亚回饭店拿上摄像机和三脚架，把手提箱和衣物都撇在了房间里。在开往德国的列车上，她仔细查看了摄像机上的录像，但丝毫没有发现追踪者迹象。显而易见，她的市民生活是结束了。等塔布拉发现出租车司机死了，他们一定会追来，在见到她的那一刻把她杀掉。她知道要想藏起来有多么难。在伦敦这几年，塔布拉肯定掌握了她大量的图片资料。他们甚至会有她的指纹、声纹扫描和DNA样本，最后这一样得来不难，只要找到她扔进垃圾箱里的纸巾就行了。

抵达慕尼黑，她在车站上和一个巴基斯坦妇女套近乎，打听到了伊斯兰服装专卖店的地址。玛亚中意的是阿富汗妇女那种从头到脚蒙罩全身的长袍，但要使用武器可就不方便了。她最后买下的是一块能罩住她西装的黑色方披巾，一块头巾和几副太阳镜。回到火车站，她毁掉了自己的英国身份，启用了一本备用护照，她变成了格雷琴?福斯，有一个德国父亲和一个伊朗母亲的医大学生。

飞行危险，她决定还是乘火车去巴黎，去加莱尼地铁站，换乘客满即发的去往英格兰的旅游巴士。车厢里很多都是塞内加尔移民工人，还有拿着大包小包旧衣服的来自北非的家庭。车抵英吉利海峡，所有人下得车来，都对渡船之巨发出由衷的赞叹。玛亚看着这些游客，有的在购买免税饮料，有的往自动售货机里投硬币，屏幕上就会放一段喜剧。生活在照常进行――也许枯燥――只要你还是普通的公民。他们浑然不觉――或者根本不在乎――时刻被大机器监视着。

在英国，有四百万台闭路电视摄像头，平均每15个人就摊上一台。索恩有一次曾告诉她，一个在伦敦工作的普通人，一天里，会被300个不同的监视器拍摄。在这些镜头刚开始出现时，政府曾张贴告示说，“任何人在观察眼下都不会被伤害”。在新的反恐法案的遮蔽下，各工业国都积极效法英国。

玛亚真不知道，这些公民选择忽视这种侵犯，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其中的绝大部分，大概真地相信这些镜头能保护他们不受罪犯和恐怖主义分子的伤害。每当他们走在大街上时，他们还自以为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那个叫做面目扫描系统的威力。就在你的面孔被监视器拍摄下来的同时，它已被传输出去，通过大小尺寸、颜色深浅、明暗强弱的反复对比，最终与驾照或护照上的照片相匹配。

这种识别个人面孔的扫描系统也可以被政府用来查明不轨行为。这套叫做“影子”的系统已被伦敦、拉斯韦加斯和芝加哥采用。计算机以每秒钟一幅的速度分析摄像机拍摄下来的画面，然后警告安全人员，有人在某座公共建筑物的前面留下了一个包裹，或，某一段高速路的路肩上停着一辆车。如果有人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不是急匆匆赶去工作，“影子”都会注意到。法国人给这种好奇的人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flaneurs――但在大机器的眼里，任何在房前屋后流连徘徊、东张西望者，无疑就是嫌犯。几秒钟之内，这些人的图像立刻在警方的监视器上成为彩色的特写。

与英国政府不一样的是，塔布拉连政府形象和规章制度的顾忌都没有。他们的组织相对较小，而财政经费却相对阔绰。他们在犹他州和阿姆斯特丹的计算机中心可以潜入任何监视摄像系统，用自身强大的扫描识别程序缕析出有用的图像。幸运之处恰恰在于，这种摄像头在北美和欧洲实在太多太多了，巨量的数据资料压得塔布拉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即便在他们的图像库里找到了匹配的资料，那也无法快到立刻反馈到特定的车站或饭店大堂。不要停，索恩曾对她说过。只要你不停地移动，他们就抓不住你。

任何哈乐根日常特有的习惯行为或动作，去某些地点的可预见的路径，都可能带来危险。面孔识别系统最终会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塔布拉便可以依此设伏。索恩一直对他所谓的“管道”或“房街”这类处境非常小心。所谓管道是指你要行走的特定路径有官方的耳目。所谓房街是指通往某处的管道没有出口――诸如飞机或移民局的一间问讯室。塔布拉在金钱和技术上是有优势的。哈乐根能存活下来，靠的是勇气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