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格林

住房危机不是自然现象。住房体制是人创造的，也是可以重造的。本书的论点是当前的住房发展必然是新自由主义长期强行扩张的一部分，尽管这种扩张在全球各地不一，存在地域差异性。但是，新自由主义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是建立于过去的自由市场理论基础上的，该理论是在国家福利体系和凯恩斯主义混合经济发展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这一段早期的历史，给了这些依赖新自由主义理论来提供充分住房的人深刻的警告。事实上，当前遭受市场化袭击的同一社会民主福利体系，本意是为了挽救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损失。

在回顾因这些体系崩塌所带来的后果前，首先，要弄明白这些体系为什么会出现，以及是怎样发展的。一些国家如美国，总是很强调自由市场的价值。对于政府来说，有必要为了最低房租补助安全底线，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各国房地产的干预类型和形式不尽相同。本书中这个简短的介绍，所能做的就是使读者了解涉及的这些体制，以及它们正面临的不同形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程度。但是，第一步，本章将焦点集中于这些体制为何会出现，然后集中分析最熟悉的历史案例以便给出答案。

英国住房政策不能被称作标准范本，但是，产生这些政策的情况，类似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然而，英国处于工业城市化的前沿，撒切尔和后撒切尔时期的英国，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先锋。因此，可以集中精力研究英国这段时期的住房政策发展。政府介入房地产市场和支持私人财产扩大的相关讨论对于这些发展至关重要。类似的讨论已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并为今天的讨论提供了雏形。

19世纪资本主义家长式的管理

19世纪中期，无数的相关报道和耸人听闻的报纸文章，记录了拥挤不堪、污秽难闻的英国快速工业化城镇。但是，在自由资本主义下，统治阶级认为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干涉房地产市场。直到一战后十分之九的家庭，向私有房主租赁房屋来住。人们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平衡租房人与房主间的关系。同时，慈善救济被认为是助长了人们的依赖性和软弱性。

贫穷被认为是社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应该有道德和实际上可接受的限度。维多利亚社会在应该受穷和不应受穷两者之间，做了明显的区分，出台了许多体现这一理念的政策。再如美国的福利政策和相关的衍生政策。人们认为，富裕的人有责任帮助不能自救的人——例如老弱，帮助他们逃离赤贫。对于那些不是由于自身原因而过着艰苦生活的人，必须给予他们帮助。在道德上，有优越感的富人应给穷人指路，让其自救。但是，许多人尤其是最贫穷的人，只比亡命之徒好点儿的穷人，被指责应该对他们自身命运负责。在改善住房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止责备贫民窟的存在是由住在里面的贫民造成的。

实际上，贫民窟影响着每一个人。人们担心这种接近社会底层的住房状况，将拖累“应该受穷之人”。因此，贫民窟成为罪犯的温床和藏匿地点。更重要的是，贫民窟里肆虐的疾病并不会管什么贫民的界限。改善住房状况，将有利于保持健康高效的劳动力。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冷冻不安定等因素。巴黎工薪阶层住房的毁灭，被视为1848年法国大革命的诱因。同一年夏夫特伯爵在他参与的住房协会会议召开后宣布，这是扼杀民权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