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住房改善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单独明确的目标。左倾人士中最有名的奈伊·贝文是主要负责大臣。他认为，在某些方面，住房条件的改善，也应像社会其他方面一样得到普遍的公共服务。贝文的战后重建计划主要集中于由地方政府建造高质量的住房，并且各行各业、不同团体、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租得起。他制定的最著名的《1949年住房法案》取消了公共住房只为“工人阶级”建造的条款。但是，对于那些最贫困的人来说，房租仍然太高。更重要的是，整个住房国家化既不是为新建筑，也不是为现有住房所做的努力。

贝文确实安排地方政府，建造国家需要的80%的住房。在住房短缺定量配给的时代，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想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建造商品房以供出售，是被严格限制的。贝文主张大规模建造公共住房，启动了整体规划。因此，可以更有效地建设住房，满足实际需求。同时，与任何形式的住房协会不同，地方政府对租房人的民主权负责。他也显著地提高了住房补贴，安排低成本的政府房贷，努力确保这些标准不打折扣。他视降低标准为目光短浅、懦弱和残酷。他解释，毕竟人们需要在这些房子里生活多年。

直到现在，这种高标准下的建造住房，仍然被认可。但是，战后工党政府不能提供足够数目的所需房屋——保守党反对派不失时机地指出这一点。住房问题十分严重——因1946年发生的静坐示威而变得更加突出——由于注册结婚和出生人口数目的上升，而致使需求随着上升而上升。起初，限制住房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政府控制。但是，到了1947年金融危机，贝文的政策显示它能扩建所需房。那年，比预计慢的经济恢复带来了收支危机，又因美国贷款贬值而恶化，必须减少开支。在随后的内阁之战中，外交政策和国家防御的需求，房地产投资出现减少，公共住房建造计划被迫减缓。1951年，贝文从政府辞职。在工党竞选失败之前，他的重新安置计划第一次被降低标准。

保守党以解决住房危机参选，新的住房部长哈罗得·麦克米兰视他的第一任务是从数量上打击工党——提高补贴、降低标准并放开对私人开发商的限制。一旦他达成定期目标，政府便可用《1953年白皮书》的话说，能够“千方百计促进问题解决”。1946年，保守党副领袖安东尼·艾登曾提出了“全国范围的财产所有民主制”的设想，尽管公共住房需求仍然迫切，私人住房发展被视为建造新房的主要来源。

住房不再被认为是国家基础服务福利体系中的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反，用科尔和孚贝的话说，它被视为一项应急服务，间歇性地帮助私有市场。彼得马尔帕斯认为，国家干预房地产市场自从国家引入政府住房补贴时就存在了。市政住房总是通过提供市场不能满足的需求来支持私有领域，确保建筑业正常发展。当利润度变高时，市政房便从主流市场退出。这就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从大众住房需求中撤出一样。根据这一主张，国家福利这一说法被贴上某种意识形态的标签，重新流行在现有社会模式中。这提醒人们仍然继续资本主义，但是，它与模糊政策妥协后主要的意识形态分岐，违反强调了不同意义导致各种不同的结果。

迈帕斯对最近住房政策的变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强调资本主义继续性的论断，被故意去政治化的政策争论取代。去政治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的象征和工具由来已久。1976年，左翼社团发展计划发布公共住房报告警告，反对当时的传统观点——住房政策是行政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们将“工人阶级为建立使人人都有权利得到的合理价格的体面住房的社会形态所做的政治斗争”与“不遗余力地发展市政住房，并将其限制在特定的供给空间，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尝试创造另一个更贴近他们利益的选择”的政治权利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