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的选择和放弃

尽管严格限制投资和其他设计不良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房地产开始明显走下坡路，大多数市政建房仍提供了优质的房子。媒体和学术研究都集中于“问题不动产”的市政住房来讨论。但是，正如艾莉森·瑞薇兹提醒我们注意的那样：

“20世纪80年代，只有5%的住房，被视为问题住房，纵观整个历史必须肯定，大量的作为住房管理者的市政住房，给予承租人‘相当享受的住房’。”

这种住房有个坏名声，但许多人很乐意成为市政住房的承租人。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尤其是在苏格兰，超过半数的人住在公共住房——成为公共住房的承租人很正常；这当然不表示承租人不反对这种系统的经营方式。市政住房已遭受了若干相关联的问题。它们常常是由于设计不良（过于依赖不充分的建筑测试系统），基于削减的预算建造的。总体来说，由于政府机构距离遥远不便管理造成管理不到位，它越来越被人视为不值的。当然，也有设计精良的例子。他们比那些失败的形象工程要低调得多，尽管由承租人参与设计的创新项目——纽卡斯特的住房成为该市的标志性建筑。最成功的承租人参与地方管理的案例，在它脱离房屋储备之前由格拉斯市委员会经营，以现在已经解散的“承租人管理合作公寓”而著称。

然而，即使有好的设计和更明智的管理，也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需求问题。英国一直是等级区分非常明确的社会，无论何时，公共住房集中于那些被认为是不成功的社会成员身上就会变得声名狼藉。无论何时，基金集中于贫民窟拆迁或其他特殊需要时，问题就会随着房屋减少的数量而增长。即使是住房协会本身，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市政住房的困难，围绕着供给和补贴水平展开。永远没有足够的市政住房分给每一个想要它的人。已有的市政住房需要限量供应，人们不得不做其他选择。如果以需求为基础分房，自然与那些需要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往往收入最低。可是采取不同的分配方法，抑或房租太高，却把这些最需要的人踢出局。

解决方法是建造更多高质量、高补贴的公共住房，所有有需求的人都可以使用。正如我们所见的，简单来说，奈·贝万（NYE Bevan）提出了住房作为公共福利的一种方式。作为普遍公共服务，例如医疗保险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只能通过大众政府直接投资建造公共住房，而这种建房规模是除了贝万外，少数当权者很少仔细考虑的。政府不喜欢的不仅是成本，这毕竟还属于把私有权与商业利益有力结合，在第一位的资本主义体系内对商品市场的颠覆。

公共住宅往往掺杂着私营成分。虽然项目由当地主管部门牵头和分配，并且早期的公共住宅由直接劳动组织建筑，公共工程贷款委员会定期使用，但住宅中的主要部分还是通过私营部门贷款提供资金，并且由私有承包商来施工。事实上，有人认为他们为私有房屋建筑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市政成为真正普遍的福利住房，不仅是由于新住房的公共所有。但是，政府本该早奖励现有住房储备福利的国家化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的城市化。然而，即使没有真正普遍，市政住房却变成为百万工人家庭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如果允许市政住房标准随其他生活标准一起升高，而不是一直降低，如果配以更明智的包含管理在内的其他措施，它可以获得更多的欢迎，对更平等的生存贡献会更多。这种需求并不意味着更大的公共住房开销，只是由于资金优先使用的顺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