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的政治领袖，已陷入了竞争驱动器。彼得·布鲁克斯，格林威治劳工局的副领袖，正处在实行重大变革中想取代大议会的状态，他告诉平台杂志说：

“基德布鲁克可能是一个伦敦的生活和工作的中心地带，那么，我假设一个不同类型的人想要搬进来。我知道社区已经四分五裂，我认为，这就是让人后悔的地方。我要做的是形成一个新的社区。我认为，这对住在基德布鲁克及其周围的人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驱使人们这么做。如果我住在那的话，我是不想这样的。”

这是贾森·哈克沃思和尼尔史·密斯定义的“第三波城市绅士化”的全部：大规模的城市绅士化正在扩大到新的地区，并且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这些项目成为可能，他们认为因为旨在限制发展失衡的社会体制被剔除，较差的地区预计将为更加有利可图的发展方向让路，虽然这将被官方描绘成在该城市或地区寻求更广泛的利益，但在再分配方面并没有什么举动，而地方政府的投资趋向于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改革是一项大工程，钱不仅要花在实际的发展上，而且还可以通过高收益的经济部门，诸如零售业和旅游业，促进相关的金融服务和投资的发展。在苏格兰，吉姆·柯林斯展示了一份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报告，上面显示苏格兰政府的政策声明如何改变了其领导地位，通过公共服务私有化来推进私有经济的发展以推广改革。

低需求问题

纵观英国的例子（和有着类似做法的其他地方），我们发现这项通过住房政策实施的社会工程，是在四个试图掩盖社会真正问题的观点的回归背景下提出的。观点有：“低需求”的住房问题包括“任期组合”的“收入差距”群体的可取性、住房条件的提供和“现代化”的需求。

低住房需求，不仅被视为住房面积下降的症状之一，也是其起因，这需要明确的处理。一个地区变得不受欢迎是有着复杂的原因的，这些原因又彼此影响。布拉姆利和帕森是这一关键观点的支持者，他们提出三个主要理由。比如：向国外移民的人口变动、在住房偏好（尤其是远离廉租房）的变化、地区歧视。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就算我们像他们做的那样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的论点，即区域规划政策已不再可行。即使有些向外移民和人口的损失是不可避免地出现，那么，什么样的团体离开了，这跟不同的住房需求，又有什么关系？当住房市场下滑，多数人需要负担得起出租房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偏好”其他选择，而不是廉租房

这受到廉租房的质量、价格和其可用性的影响。社会上的租金水平大幅度上升，经常因为资金匮乏，而缺少基本维修和保养，以及优质的廉租房的等待名单等，令人望而却步。同时，正如第二章所说，尽管作为自然和理想状态可能促进住房拥有远离压力，许多人抵押贷款，然而，有些人是付不起贷款的。事实上，拥有房子的驱动，即使是相对保守的英国特许房屋经理学会，也在2007年（信贷紧缩之前）对其成员进行的调查中发现，83%的受访者一致认为，对于拥有住房的代价，人们过于重视。促进所有制偏好是政府的政策，任何此类偏好都应被看做一个作为住房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住房拥有率，到处都在不断上升，即使是在德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有着高租房率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