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2月25日，路特希尔德煤油工厂经理部门贴出通知，开除389名工人。工人们在27日开始罢工，这次骚动也影响到其他工厂。罢工工人和破坏罢工者发生了冲突，警察局长要求总督调兵来支援。3月7日，警察逮捕了32名工人。第二天早晨，路特希尔德工厂将近400名工人在监狱前集合，要求或者是释放已经逮捕的人，或者是把其他的人全都逮捕起来。警察把他们全都关进流放营。当时，息息相关的感情正使俄国劳苦大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种新的团结在俄国最偏僻荒凉的角落里每次都得到新的表现；当时离革命爆发的时间已经只有3年了。……就在第二天，3月9日，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据起诉书说，“一大群工人，由领导者带头，一边唱歌、喊叫和吹着口哨，一边排着整齐的队伍前进”，走近了流放营。这群人将近2000。工人希米里扬茨和戈戈贝里泽代表大家发言，要求军事当局释放已被监禁的人，或者是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法庭后来承认，群众“情绪是和平的，而且手无寸铁”，但是当局却设法破坏他们的和平情绪。士兵们企图用枪托把他们赶出广场，工人们就朝士兵扔石头作为回答。军队开始开枪，打死14人，打伤54人。这个事件震动了全国。在20世纪初期，人们的神经对集体屠杀的反应远比现在敏锐。

柯巴在这次游行示威里面担任了什么角色呢？颇为难说。苏联的编纂人员被两个互相矛盾的问题弄得左右为难：既要把斯大林说成参加过尽可能多的革命事件，同时又要尽可能拉长他坐监和流放的时间。大家知道，宫廷艺术家们在描写两桩同时发生的事件时，既要把斯大林说成是街头上的英雄，同时又要把他说成是监狱里的勇士。1937年4月27日，莫斯科官方出版的《消息报》刊载了美术家叶·胡齐施维里作的一幅画，把斯大林描绘成1902年第比利斯铁路工人罢工的组织者。第二天，编辑部不得不为这个错误作检讨。编辑部的声明说：“从斯大林同志的传记可知，他……从1902年2月直到1903年底都关在巴统和库塔伊西的监狱里。因此，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是1902年第比利斯罢工的组织者。当斯大林同志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从历史真实性来看，把他描绘成1902年第比利斯铁路罢工的组织者完全是误解，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在巴统的监狱里。”但是，如果斯大林真是从2月开始就在监狱里，那么“从历史真实性来看”，他就不可能领导巴统的游行示威——这次示威发生在3月。但是，这次不仅那位勤快的美术家，而且《消息报》的编辑部都犯了一个大错，虽然这家报纸引证了原始资料来源。柯巴事实上是在3月而不是在2月被逮捕的。他不可能领导第比利斯的罢工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在坐牢，而是因为他当时身在黑海沿岸，他参加巴统事件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需要探讨的只是这种参加的性质。

斯大林的法文传记作者巴比塞是严格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写作的。他断言，柯巴走在巴统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把自己“当做靶子”。这种阿谀奉承之辞不仅和警察档案提供的证据，而且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相冲突。斯大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出面充当靶子（附带说一句，也根本没有这种必要）。直接处于斯大林指挥之下的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1937年用整整一本书来描写巴统的游行示威，说得更准确些是描写斯大林在游行示威中起的作用。但是洋洋240页文章把问题搅得更糊涂起来，因为照本宣科的“回忆录”和过去已经发表的片断叙述完全碰不上头。托德里亚恭敬如仪地写道：“沙夏同志经常在现场指挥中央罢工委员会。”戈戈贝里泽肯定地说：“沙夏同志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巴统的老工人达拉赫维利泽说，沙夏“在像海一样汹涌咆哮的工人群中直接领导这次运动；他亲自把枪击时手臂受伤的工人格·卡兰达泽从混乱的人群中带领出来，把他送回家去”。领袖为抢救一个受伤的人而放弃职守是不大可能的；参加游行示威的任何普通群众都能够尽一个担架队员的责任。其他26个作者，谁也没提这件令人怀疑的逸事。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个细节问题。法庭审判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次游行示威根本没有任何领导。这就无可争辩地驳倒了所谓柯巴直接领导这次游行示威的说法。尽管检察官坚决反对，沙皇法庭仍然承认，甚至真正走在队伍前面的工人戈戈贝里泽和希米里扬茨也不过是参加游行的普通群众。整个审讯过程有大批被告和证人出庭，然而丝毫没有提到朱加施维里的名字。神话不攻自破，柯巴在巴统事件里扮演的角色显然是黯淡无光的。

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柯巴第一次被捕的警察侦讯记录和关于他以后几次被捕的全部记录至今尚未发表。火星派组织一向要求自己的成员拒绝作证。革命者通常是这样写的：“我长期以来就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我拒绝并否认对我的控告，我拒绝作证或参与任何秘密侦讯。”只有在法庭公开审判时，火星派才旗帜鲜明地挺身而出。然而当局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举行公开审判。从整个党的利益来看，拒绝作证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拒绝使被捕者的处境颇为困难。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柯巴在1902年4月曾经用使其他的人不得不因此遭受连累的策略，企图证明他当时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可以设想，他在其他场合也宁愿依靠自己的机灵而不愿按照对所有人都具有强制性的准则办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对警察作的整个一系列口供不是一种非常令人钦羡的——至少不是“英雄的”——记录。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说明斯大林的警察侦讯记录至今未予公布的原因。

绝大多数革命者都受到所谓“行政命令”的处分。由内务部和司法部四名高级官员组成的彼得堡“特别会议”根据地方宪兵的报告，可以不讯问被告就作出判决，由司法大臣予以批准。1903年7月25日，第比利斯总督从彼得堡接到这样一份判决书，命令他把16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置于警察直接监视之下。名单次序习惯是按照罪名轻重或犯人责任大小排列的，为他们指定的西伯利亚具体流放地点也相应有好有坏。名单上列在头两位的是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弗兰切斯基，各判处四年。其他14人流放3年，其中第一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名单上是第十一位，宪兵当局还没有把他当做一个重要革命家。

11月，柯巴和其他流放犯人一起从巴统监狱被解往伊尔库茨克省，从一个罪犯中转站到另一个罪犯中转站，辗转走了将近3个月。在此期间，革命正在沸腾高涨，每个人都想尽快逃出。到1904年初，流放制度已经漏洞百出。在多数情况下，逃走并不十分困难：各省都有提供伪造护照、钱和通信地址的秘密“中心”。柯巴在新乌达村待了不过1个月，刚好是进行打听、找到必要联系和拟订行动计划必需的时间。斯大林第二个妻子的父亲阿利卢耶夫说，柯巴第一次企图逃走时把脸和耳朵都冻伤了，不得不回去找比较暖和的衣服。一个可靠的马车夫赶着西伯利亚结实的三驾马车迅速驶过雪封的公路，把他送到最近一个火车站。回来的旅程穿过乌拉尔地区，只用了1个星期左右，不是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