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伊雷马什维利对这件事有什么要说的。他谈到恐怖行为、“代价”和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很愤怒。他说：“柯巴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所犯的有利于反动派的罪行的发起者。”在他的妻子死后，柯巴失却了“最后一点点人的感情”，他变成了“对王公、牧师和资产阶级进行罪恶的有系统的谋杀的……热烈辩护者和组织者”。我们已经有理由深信伊雷马什维利离开个人经历而转向政治、离开童年和青年时期而转向比较成熟时期的程度愈深，则他的证词也愈不可靠。这些青年时期的朋友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第一次革命开始时就结束了。10月17日，即发表立宪宣言的那一天，伊雷马什维利在第比利斯街上看见——只是看见，然而没有听见——柯巴爬在街灯铁柱上（那一天谁都喜欢往街灯上爬）对一堆人大声发表演说，他碰见这件事完全出于偶然。作为一个孟什维克，伊雷马什维利只能辗转听到有关柯巴的恐怖活动的消息。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证词显然不可靠。伊雷马什维利列举了两个例子：著名的1907年第比利斯没收事件（后面我们还有机会来讨论这件事）和有名望的格鲁吉亚作家恰夫恰瓦泽亲王被杀害的事件。伊雷马什维利把没收事件的年代错误地搞到1905年去了。关于这个事件，他说：“柯巴那次又瞒过了警察的耳目，警察甚至连怀疑是他发起那次残酷尝试的证据都不够。但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那次正式开除了柯巴……”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提供丝毫证据来说明斯大林和暗杀恰夫恰瓦泽亲王的事件有任何关系，他只是毫无意义地说：“柯巴间接也赞成谋杀，他是一个心里沸腾着仇恨的鼓动者，是一切罪行的煽动者。”伊雷马什维利这一部分回忆只有一点令人感兴趣：这些回忆说明了柯巴在他的政敌当中的名声。

斯大林本人对自己的战斗经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从来没有提到过，连一个字也不谈。很难说这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在自传方面从来不是以谦逊著称的。他认为不便谈的，就命令别人谈。从他地位扶摇直上的时候开始，他可能是出于对政府“威信”的考虑，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这种考虑和他根本不相干。在斯大林还没有成为历史回忆录的授意者和控制者的时期，过去的战士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书面材料。他作为战斗活动组织者的名声找不到任何其他文件——无论是警察记录还是叛徒和变节者的口供——的支持。诚然，斯大林严格控制着警察记录。但是，如果宪兵档案里包括任何说明朱加施维里是没收者的具体材料，他所受到的惩罚一定会比当时真正受到的惩罚严厉得多。

在所有的假设当中，只有一种假设带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苏瓦里纳写道：“斯大林自己不提也不准别人提到和他的名字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恐怖行为，否则必然会清楚地说明，别的人参加了这些行动，而他仅遥遥地加以监督。”同时，他在必要时则利用含蓄和强调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把他事实上无权声称属于自己的那些成就算到自己账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是符合柯巴性格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他的说法进行核对，因此他对进一步吐露具体情况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没收活动的实际参加者和接近他的人不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柯巴，仅仅是因为他们无话可说。战斗是其他的人进行的，斯大林遥控监督。

关于伦敦代表大会，伊万诺维奇在巴库的他的秘密报纸上写道：

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只通过了有关游击活动的决议，并且是完全偶然通过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一次没有应战。确切些说，布尔什维克不想把战斗进行到底，纯粹出于一种愿望：“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①

这个解释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它显得荒谬：“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这种慈悲为怀的关切态度在列宁的政治习惯中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没有应战”，只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仅遭到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反对，而且遭到他们最亲密的盟友波兰代表的反对。此外，布尔什维克本身在没收问题上也存在非常尖锐的分歧。但是，如果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只是信口开河而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就错了。事实上，他发现有必要在战士眼中贬低代表大会的限制性决议。当然，这丝毫不能改变他的解释毫无意义的情况。然而这就是斯大林的作风：凡是他要掩饰自己的目的时，他就毫不犹豫地采取最露骨的诡计。而他的非常露骨的说法常常起到这种作用，使他不必寻找更深刻的动机。当一个严肃认真的党员读到列宁为了“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而没有应战的说法以后只能愤慨地耸一耸肩，然而头脑简单的战士就会欣然同意，对于反对没收活动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认真看待。为了进行下一次战斗活动，这就够了。

在《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所附年表里1907年6月12日这个日期下面，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第比利斯没收事件（34.1万卢布），是由卡莫-彼得罗西扬组织的。”就只有这一句话。在一本献给克拉辛的文集里，关于高加索著名的秘密印刷所和党的军事活动谈得很多，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有一位对那个时期的活动很熟悉的老战士写道：“后者〔卡莫〕组织的在克维里利和杜舍特办事处以及埃里温广场进行的一切没收活动的计划都是他和尼基季奇〔克拉辛〕共同制定和斟酌的。”一个字也没有提斯大林。还有一个前战士说：“像第比利斯和其他地方进行的这种没收活动是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斯大林又是只字未提。比比奈施维里的书叙述了准备和执行没收活动的一切细节，而对斯大林连一次也没有提。从这些阙笔来看，无疑可以得出结论：柯巴和战斗队的成员没有直接的接触，也没有给他们指示，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说，他并不是这个行动的组织者，更不用说是直接的参加者。

伦敦代表大会于5月19日闭幕。第比利斯没收事件发生于6月12日〔新历25日〕，即1个月以后。①从斯大林回国到发生没收事件那一天，他都来不及监督这样一个复杂的冒险行动的准备工作。比较可能的是，那些战士是从以前几次大胆冒险行动中选拔出来编在一起的。在代表大会通过决定以前，他们可能在等待时机。他们当中某些人可能有些怀疑，不知道列宁对没收活动有什么看法，战士们在等待信号，斯大林可能给他们带来了这个信号。但是，他参加的程度是否超过这一点呢？

关于卡莫和柯巴的关系，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卡莫喜欢依恋别人，然而没有人说他依恋柯巴。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沉默使人认为不存在依恋，倒是存在着冲突。冲突的原因可能是柯巴企图对卡莫发号施令，或者是擅自居功。比比奈施维里在他写的关于卡莫的书里说道：在格鲁吉亚受苏维埃管辖以后，那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陌生人”，以伪造的借口拿走了卡莫的信件和其他宝贵材料。谁需要这些材料呢？有什么目的呢？这些文件和卷带这些文件潜逃的人都无影无踪了。如果认为是斯大林通过一个代理人从卡莫那里抢走了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使他感到不安的某些证据，这种设想是否过分仓猝呢？当然，那并不排除他们在1907年6月曾经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在拟订第比利斯“事件”的最后细节时，柯巴可能是卡莫的顾问，而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在那以后恶化的。此外，这位顾问可能在国外极力渲染自己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自命为一次没收事件的领袖的确比自命为十月革命的领袖容易。然而即使就十月革命来说，斯大林也会毫不犹豫地自命为领袖的。

巴比塞说：1907年，柯巴到柏林去住了一段时间，“和列宁谈话”，什么性质的谈话作者并不知道。巴比塞的书的内容大部分是错误的，但是，斯大林在和路德维希谈话时也提到他在1907年曾经到过柏林，所以这里提到去柏林的旅行更令我们注意。如果列宁为这次会晤专程到德国首都去，那么无论如何不是为了进行理论性的“谈话”。这次会晤可能是代表大会前夕的事，更可能是紧接着代表大会以后的事，几乎无疑是为了讨论即将发生的没收行动、转运钞票方式等等问题。为什么要在柏林而不是在伦敦谈判呢？很可能列宁认为在伦敦和伊万诺维奇会面是轻率的，因为在伦敦，他处在其他代表和大会吸引来的大批沙皇特务及其他特务众目睽睽之下；也可能有一个与代表大会无关的第三者预定要参加这些会谈。

柯巴从柏林回到第比利斯，但是不久以后就搬到巴库去了。据巴比塞说，从巴库那里，“他再次出国和列宁见面”。（巴比塞曾经到过高加索，并且在那里按照贝利亚的安排写下了一些故事。）显然有一个心腹的高加索人曾经谈到斯大林两次在国外会见列宁的事，目的是强调他们的亲密关系。这两次见面的时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次在没收事件以前，另一次紧接着在没收事件以后。这就足以肯定会见的目的。第二次会晤非常可能与这个问题有关：是继续干还是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