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开玩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派别，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妨在党内来一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①

甚至现在也不可能不感到惊奇：在为了写给高加索（那里的气氛充满了民族仇恨情绪）工人看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竟引述了这样一个极为可疑的玩笑。此外，这不是偶然不够机智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扬扬得意地拿代表大会关于没收土地的决议“开玩笑”，目的是要消除高加索战士的怀疑。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巴库的孟什维克当时是由犹太人领导的，作者想用他关于反犹太的暴行的“玩笑”来使他的反对派在落后工人的心目中信誉扫地。这比通过说服教育争取他们要更容易，斯大林在一切事情上总是寻求会遇到最小阻力的办法。可以补充一句，阿列克辛斯基的“玩笑”也不是偶然的，这个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对分子和反犹太分子。

自然，柯巴在他的政治活动中维护了党的正式立场，可是在他出国以前，他的政治文章从未超过日常宣传的水平。现在，只是在列宁的倡议下，他才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观点来对待民族问题。他对高加索的复杂民族关系的直接了解无疑使他比较容易在这个复杂的领域进行探讨，在这个领域中，制定抽象的理论是特别危险的。

在战前欧洲的两个国家，即沙皇俄国和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中，民族问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这两国中，工人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在理论方面，以奥托·鲍威尔和卡尔·伦纳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认为，民族是与领土、经济和阶级无关的，把它变为受所谓“民族性格”限制的抽象概念。在民族政策方面，以及在一切其他方面，它并不想超越对现状的纠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害怕瓜分这个帝国的想法，力图使它的民族纲领适应于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的疆界。所谓“民族文化经济”的纲领规定，同一民族的公民，不管他们是怎样分布在奥匈帝国的领土，不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分区是什么，应当在纯个人特点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解决他们的文化任务（剧院、教堂和学校等等）。这个纲领是不自然的、空想的，因为它企图在一个为社会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把文化与领土和经济分离开来；它同时也是反动的，因为它使同一国家的工人被强迫分裂为各种民族，破坏了他们的阶级力量。

列宁的立场与此截然相反。他认为，民族与领土、经济和阶级结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并不认为，历史形成的国家（它的疆界横切了各民族的有机躯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要求承认国家的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由于各个民族自愿地或者由于必要而在一个国家的国境之内共处，他们的文化利益必须在最广泛的区域自治（因而是地域自治）——包括在法律上保障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的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列宁认为，某一国家的全体工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的不容争辩的义务是团结在同一个阶级组织里。

斯大林在国外居留的两个月中，写了一篇很短的，然而是很锋利的论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为合法杂志写的，所以它的用词很谨慎；尽管这样，它的革命倾向是极为明显的。作者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定义与符合奥地利学派精神的抽象心理的定义对抗。他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把民族的心理特点与它的地理和经济发展条件结合起来的这个复合定义，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效果的。因为这样，每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从改变它的生存的物质条件（从地域开始）方面来寻求。布尔什维主义从不沉迷于国家边疆的崇拜。在政治上，问题是如何根据民族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在地域上、政治上和行政上改造沙皇帝国这个民族监狱。

无产阶级政党并不责成各个民族留在某一国家的疆界之内或者与它离，这是各个民族自己的问题。但是它认为，它必须帮助每个民族实现自己的真正民族愿望；至于与一个国家分离这个可能性，这是具体历史情况和力量对比的问题。斯大林写道：“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②

保障自愿留在民主俄国疆界之内的民族的利益的办法将是“像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实行区域自治。区域自治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而是为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③各个地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地域自治是与民族只在“文化”问题上的超地域的即纯精神的自治相对立的。

但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最直接和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布尔什维主义主张各民族的工人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紧密地和不可分割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和工会中。“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①

2月8日，在斯大林仍在国外的时候，列宁向《真理报》编辑部祝贺，“近日来在整个报纸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进步”①。这些进步是原则问题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对取消派的斗争上。据萨莫伊洛夫说，斯维尔德洛夫当时担任了实际的主编的责任；他当时仍具有非法身份，一直待在一个“不可侵犯的代表的寓所里，整日忙着处理报纸的稿子”。此外，“他在一切个人事务方面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这是正确的。关于斯大林，萨莫伊洛夫却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而他与斯大林的接触是很密切的，而且对斯大林是十分尊敬的。2月10日，警察进入了“不可侵犯”的寓所，逮捕了斯维尔德洛夫，不久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无疑是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告密。2月底，已从国外归来的斯大林也与这些代表住在一起。萨莫伊洛夫叙述说：“他在我们[杜马]党团和《真理报》的生活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不仅参加了我们在寓所里安排的一切会议，而且还经常冒很大危险前去参加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会议。在那里，他在反对孟什维克的争论中和在其他各种问题上维护了我们的立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斯大林发现彼得堡的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先进的工作者坚定地支持斯维尔德洛夫根据列宁的授意而进行的改革，《真理报》有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调和派遭受了挫折。斯大林甚至没有考虑为他在两个月以前被迫放弃的立场进行辩护，这样做是不符合他的精神的，现在他只关心保全他的面子。2月26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号召工人们“发表意见反对党团内部的分裂努力，不管这种努力来自哪里”。实质上，这篇文章是准备使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同时把分裂的责任加在对方身上的运动的一部分。斯大林已不再受他过去的行动的约束，他企图用旧辞藻来表达他的新目的。因此，他提出“不管这种努力来自哪里”这样一个关于分裂党团的企图的引起误解的说法。无论如何，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克拉科夫学习以后，作者设法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改变他的路线和开始采取新政策。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机会这样做，因为他不久就被捕了。

3月，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合法的《真理报》主办下，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和晚会。萨莫伊洛夫说，斯大林“想要到那里去”，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同志。他征求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去是否安全？有没有危险？这个不忠实的顾问回答说，他认为没有危险。但是，危险是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布置的。斯大林一到，大厅里就充满了密探，同志们给他穿上一件女人穿的斗篷，企图通过舞台入口把他领走，但是，他仍被捕了。这次他注定要销声匿迹整整4年。

在发生这次逮捕事件以后两个月，列宁写信给《真理报》说：“衷心祝贺你们的成就……改进是巨大的，确实的，但愿是稳固的和彻底的……但愿不要乐极生悲！”①为了作完整的叙述，我们不能不引述列宁在1913年10月寄往彼得堡的信，当时斯大林已在遥远的流放地，加米涅夫负责编辑部的工作。这封信说：“这里人人都对报纸和它的主编感到满意。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我没有听到一句批评的话……人人都满意，我自己特别满意，因为我已证明自己是一位预言家。你们记得吗？”信的末尾说：“亲爱的朋友，现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六人团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上。我请你们全力以赴，不让报纸或马克思主义舆论再动摇一次。”

所引述的这一切证据都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列宁认为，报纸在斯大林负责的时候办得很糟。在同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向调和主义摇摆。只是斯维尔德洛夫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报纸才开始在政治上来说办得好了。报纸在加米涅夫负责办的时候改进了，令人满意了。同样，在他的领导下，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赢得了他们的政治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