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二国际中最革命的部分——事实上是唯一革命的部分。可是，甚至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立即在战争迷宫中找到出路。一般说，混乱思想在党的上层最普遍，持续得最久，因为他们是与资产阶级舆论直接接触的。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立即急剧右转，与孟什维克一起发表了一个含糊的声明。不错，7月26日在杜马宣布的这个文件未谈“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执行其掠夺政策的幌子的假爱国主义”，但是它保证，无产阶级“将保卫人民的文化财富不受任何侵犯，不管侵犯来自什么地方，不管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保卫文化”的借口下，党团采取了爱国主义立场。

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9月初才到彼得堡，党对它的态度远不是全面赞同的。大多数反对意见是不赞同列宁的“失败主义”口号，据施略普尼柯夫说，这个口号引起了“迷惑”。当时由加米涅夫领导的杜马党团又企图缓和列宁的提法的尖锐性，莫斯科和各省的情况也是这样。莫斯科暗探局说，“战争使‘列宁派’措手不及。他们长时期来……没有就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取得一致意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用暗语通过斯德哥尔摩写信给列宁说：“尽管我们对他很尊重，他卖房子的建议〔‘失败主义’口号〕没有引起响应。”在萨拉托夫，据当地的领袖安东诺夫说：“具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工人不同意失败主义立场。不仅如此……他们（例外极少）是肯定的护国主义者。”在先进工人当中，情况较好。在彼得堡的工厂中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如果俄国获胜，我们的情况不会更好，我们将受到比以前更厉害的压迫。”萨莫伊洛夫写道：“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同志们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感到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并且早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就肯定地走出了这条道路。”

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人设法形成了自己的意见。大规模的逮捕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报纸遭到的破坏使工作人员分散了。因此，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作用就变得更加重要。布尔什维克代表从最初的恐慌情绪中恢复过来以后，开展了重要的非法活动。但是他们早在11月4日就被捕了,对他们不利的主要证据是国外党的工作人员的文件——当局控告被捕的代表叛国。在预审中，加米涅夫和所有的代表（只有穆拉诺夫除外）都否定了列宁的提纲；在2月10日进行的审判中，被告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加米涅夫声明，摆在他面前的文件“肯定与他对目前战争的看法相反”。他发表这个声明不是由于关心自己的安全,这主要表示了整个党的上层对于失败主义的否定态度。使列宁极为气愤的是，被告的纯辩护性战术大大削弱了这次审判的鼓动效果。辩护工作本来是可以与政治攻势同时进行的，但是加米涅夫是一个聪明和受过充分教育的政客，他生性是不会应付特殊情况的。辩护律师方面则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辩护律师之一彼列维尔节夫拒绝了叛国罪名，他在审判时预言，工人代表对他们的阶级的忠诚将永远留在后代的记忆中；而他们的弱点，即缺乏准备，依靠他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顾问，等等，“所有这一切将像一个空壳一样与诽谤性叛国罪名一起被抛弃”。

历史是从来不倦于开虐待狂玩笑的。由于这样一个玩笑，不是别人，正是彼列维尔节夫，以他的克伦斯基政府司法部长的身份，控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叛国和进行间谍活动。他这样做是借助于连沙皇检察官也没有使用过的无耻制造假证件的手法。只有斯大林的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方面胜过了这位民主司法部长。

尽管被告的行动是暧昧的，审判工人代表这一事实彻底打击了“国内和平”的神话，唤醒了已受过革命教育的工人阶层。列宁在1915年3月写道：“约有4万工人购买《真理报》，而读《真理报》的工人就更多得多了……但要消灭这个阶层是不可能的。这个阶层生气勃勃……只有这个阶层站在人民群众中间，扎根于群众之中，宣传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的国际主义。”①群众很快就开始觉醒了，但是这种觉醒的影响是慢慢才传到外面的。由于要服军役，工人的手脚受到束缚。每一个违反纪律的行动都使他们有可能被立即调到前线，同时还附有警察局的一项等于是宣判死刑的特别符号。这种做法在彼得堡特别有效，那里的监视倍加严格。

同时，沙皇的军队继续失败下去,爱国心和恐惧所造成的麻痹状态逐渐消失了。1915年下半年，莫斯科纺织地区的高昂物价引起了零星的罢工，但是这些罢工没有发展起来。群众感到不满，但是没有闹事。1916年5月，在各省的新兵中间发生了零星的骚动，南方开始发生粮食骚动，并且立即蔓延到喀琅施塔得——这是守卫通往首都道路的堡垒。最后，12月底，轮到彼得堡了。被政治罢工立即卷进的工人达20万名之多，布尔什维克组织毫无疑问是参加了的。局面打开了。2月，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暴风雨般的罢工和骚动。这些罢工和骚动迅速发展成为起义，并随着首都驻军站到工人一边而达到顶点。自由派和孟什维克所指望的“德国发展路线”并未实现。事实上，德国人自己不久也脱离了所谓的德国道路……在遥远的流放地，斯大林注定要看到起义的胜利和沙皇的逊位。

社会革命党人卡加诺夫（他后来成为歌剧歌手）把他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与斯大林会晤的时间说成是1911年而不是1913年；在这样的情况中，年代方面的错误是司空见惯的。卡加诺夫除了谈到其他事情外，还谈到斯大林为流放地的一个名叫恰伊卡〔海鸥〕的抢劫农民的罪犯辩护。他争辩说，不能把恰伊卡定罪，应当把他争取到他们一边来，未来的斗争是需要这类人的。我们已从维列沙克那里听说过柯巴对罪犯是有偏爱的。有一次，在一场争论的过程中，据说斯大林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反犹太分子，他用格鲁吉亚的粗鲁话骂犹太人。斯大林还违反了政治流放者的传统——如果人们相信卡加诺夫的说法的话——与一个警察奥塞金·基比罗夫建立了友好关系。斯大林在答复同志们的责难时说，这种友好关系并不妨碍他在必要时把这个警察作为政治敌人而加以消灭。据这位卡加诺夫说，斯大林由于“他完全不讲原则、阴险和极端残酷……”而使流放者感到惊奇。“甚至在小事上，他的异乎寻常的野心也自行流露出来。”在这样的故事中，很难断定哪些是真话，哪些是捏造的。但是整个说来，卡加诺夫的叙述使人想起，这和维列沙克在巴库监狱的观察很为相似。

库莱卡的邮政联系和其他联系要依靠修道院村，从那里可以通向叶尼塞斯克并进而通向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前流放者加文（现在是失踪者之一）告诉我们，叶尼塞斯克市是与地下的和合法的政治生活有接触的，它与其他流放地区及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通信，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则与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有联系，并向流放者提供秘密文件。甚至在北极圈，人们也设法过党的生活，分为小组，进行争论，直到嗓子喊哑，有191时甚至直到引起极大的仇恨情绪为止。但是，流放者只是在1914年年中第三号中央委员、热心的斯潘达良到达土鲁汉斯克地区以后，才开始在原则上发生分歧意见。

至于斯大林，他采取超然态度。据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隐居起来。他专心于渔猎，差不多是完全孤独地生活着……他实际上没有与人们来往的需要，只是偶尔去修道院村看看他的朋友苏廉·斯潘达良，几天以后又回到他的隐居洞。在他碰巧参加了流放者安排的集会时，他是不就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发表他的无条理的意见的。”这些话在后来的一个版本中把语气写得缓和并加以润色（甚至“洞”这个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变成“实验室”了）。必须理解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斯大林中止了与大多数流放者的个人来往，并且避开他们。无怪乎他与斯维尔德洛夫的关系也同样断绝了。在单调的流放条件下，甚至比他更能适应环境的人也不能避免发生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