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一九一七年(1)

斯大林评传 作者:(俄)托洛斯基


1917年是国家生命中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那一代的职业革命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作为一块试金石,这一年对革命理论、党派和人物进行了考验。

在目前称为彼得格勒的彼得堡,斯大林发现了他未料到的一种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特别是在首都,布尔什维主义在劳工运动中占了优势。而在1917年3月,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情况怎么会这样呢?曾参加1911—1914年运动的数量可观的群众实际上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已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不仅仅是数以十万计的人站起来了。由于军事动员,这些工人中有将近40%都是新工人。站在前线的是老工人,他们在那里起着革命酵素的作用。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为刚从乡间出来的没有什么特点的新来者、为农村小伙子和农妇所取代。这些新人必须经受革命先驱所经历过的那种政治考验,不管是多么短暂。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是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而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普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能够让起义取得胜利,但是不能让党取得政治权力。

各省的情况甚至更糟。乐观的幻想和一视同仁的博爱的浪潮,加上新近觉醒的群众在政治上的天真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自然条件。工人以及效法他们的士兵把那些至少在言论上不仅反对君主政体,而且还反对资产阶级的人们纳入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使得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从而拥有了无数的鼓动者听凭他们使唤,他们全都宣称拥有团结、博爱和同样美好的其他市民道德。军队中的代表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人,即农民利益的传统维护者,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提高该党在刚从农民中来的无产阶级中的威信。因此,各种妥协分子的党派及其优势看来是确定无疑了——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如此。

斯大林一到彼得格勒就直接前往布尔什维克总部,彼得格勒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3个成员,在几个作家的协助下,正在商定《真理报》的色彩。虽然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他们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着手工作的。斯大林让别人在工人和士兵集会上讲话,嗓子都讲哑了,他自己却深居在总部里。4年多以前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他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自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来自库莱卡的这个流放者对于控制党的机器有其妙诀:他仍然认为他的旧的委任是有效的。在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的协助下,他首先从领导中排除了“左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真理报》编辑部。他干得相当粗暴,因为他不怕抵抗,并急于显示他是头子。

施略普尼柯夫后来写道,“回来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所持的态度是挑剔的和否定的。”这些同志并不是对工作毫无特色和工作态度的优柔寡断不满,相反,是对人们为同妥协派划清界限而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满。像加米涅夫一样,斯大林更接近苏维埃中的多数派。《真理报》在编辑部易手后,早在3月15日(28日)就宣布,“只要临时政府跟反对派或反革命进行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坚决支持临时政府。这项宣布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反革命的唯一重要代理人就是临时政府本身。斯大林对战争的立场表现了同样精神:只要德国军队仍然服从德皇,俄国士兵就应该“坚守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好像帝国主义问题只是一个皇帝问题!文章是加米涅夫写的,但是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出异议。如果他在那些日子里跟加米涅夫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要比他的伙伴更加闪烁其词。《真理报》解释说:“一切失败主义,或者不如说是唯利是图的报纸在沙皇检查制度的保护下称为失败主义的东西,在第一个革命团队在彼得格勒大街上一出现时,就消失了。”这是公然否定了列宁的话(列宁在沙皇检查制度所不及之处宣传失败主义),同时重申了加米涅夫在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受审时所作的声明。但是这一次,这篇文章是斯大林认可的。至于“第一个革命团队”,它的出现只是意味着从拜占庭式的野蛮走到帝国主义文明的一个步骤。

施略普尼柯夫追述说:

改变了的《真理报》出版的那一天是护国主义者取得胜利的日子。整个塔夫利达宫,从杜马委员会的商人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心脏——执行委员会,只谈一条新闻,即温和的和有理智的布尔什维克对极端主义的胜利。在执行委员会本身,我们遇到了恶意的微笑……当那一期《真理报》送到工厂时,它在我们的党员和同情者中间造成了混乱和愤怒,而我们的反对者则恶意地感到满意……边远地区的愤怒是极大的,当无产阶级发现《真理报》由最近从西伯利亚回来的3个前主编指导时,他们要求把后者开除出党。

1925年,在当时统治党的“三人小组”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压力下,施略普尼柯夫修正了他的叙述,语调软了一些。但是这个叙述的确十分清楚地记录了斯大林在革命舞台上最初的步骤,记录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这些步骤的反应。不久,《真理报》不得不刊载维堡分子的尖锐抗议,这迫使编辑部以后在表示它的意见时更加谨慎,但是并不改变它的政策。苏维埃政治充满了妥协和暧昧。群众最需要的首先是找到愿说老实话的某个人,那当然是革命政治的要旨。人人都规避这一点,害怕打乱两个政权并存的微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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