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米涅夫获释以后，民主的司法部长就马上在报纸上造谣说，他同沙皇秘密警察有某种联系。加米涅夫要求进行调查。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同郭茨（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领袖）讨论加米涅夫案件中的一项任务”。他过去被派过同样的任务：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讨论”喀琅施塔得分子的案件，同孟什维克阿尼西莫夫“讨论”对列宁的保证。斯大林一直留在幕后，他比其他人更加适合担任各种微妙的任务。此外，中央委员会始终相信，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进行的讨论中不会让任何人蒙蔽他。

斯大林8月13日在论述对加米涅夫的诽谤的时候说，“反革命卑鄙的嘶嘶声又变得响亮起来了。令人厌恶的反动毒蛇从角落里出来，伸出了毒舌。它要蜇人，然后偷偷缩进它的黑暗蛇窟……”等等，这是他的典型的第比利斯“变色龙”的风格。但是，这篇文章不仅在风格方面是有趣的。作者接着说：“恶劣的引诱，癫狂的谎言和诽谤，无耻的欺骗，低劣的伪造和捏造，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起初，他们企图诽谤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是德国的间谍。这一点失败之后，他们想要把这些战士说成是沙皇的间谍。这样，他们试图污蔑那些把自己的有觉悟的一生献给反沙皇政制的革命斗争事业的人是……沙皇的奴仆……所有这一切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反革命的头目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使加米涅夫无能为害，把他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一位公认的领袖加以消灭。”很可惜，在1936年审判加米涅夫时，这篇文章没有在检察官维辛斯基的材料中出现。

8月30日，斯大林毫无保留地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写的没有署名的文章《不要做的事情》。这篇文章显然是反对准备起义的。“有必要正视现实：在彼得格勒，现在有许多情况有利于1871年巴黎公社所代表的起义的出现。”未提季诺维也夫的名字，列宁在9月3日写道：“提到公社的话是非常表面的，甚至是愚蠢的……公社不可能立即向人民提供布尔什维克在执政时能够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即给农民以土地，立即实现和平的建议。”对季诺维也夫的打击也打击了报纸的主编。但是，斯大林保持沉默。他准备匿名支持右派对列宁进行的任何论战。但是他很谨慎，不使自己牵涉进去。一有危险的迹象，他就躲开了。

斯大林在编辑部的唯一的同事是索柯里尼柯夫——未来的苏联外交家，后来是“清洗”的受害者。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他与撰写反驳列宁的那篇社论的工作毫无关系，并且认为它是错误的。这样，斯大林就在起义前4天，还在单独——在反对中央委员会和反对他自己的编辑同事的情况下——支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中央委员会只是由于担心使危机延长才克制了它的愤怒。

斯大林继续在起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玩弄手法，他正式表示反对接受加米涅夫的辞呈，他争辩说，“我们的整个形势是矛盾的”。加米涅夫的辞呈以5票对斯大林和另外两人的反对票被接受了。一项决议以6票对斯大林的一票被通过了，这项决议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会议记录说：“斯大林说，他要离开编辑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放弃他在革命情况下能够担任的唯一职务。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他的辞呈，从而防止了另一次分裂的发生。

从围绕着斯大林所创造的传奇来看，他的这个行动可能是无法解释的，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符合他的内在性格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和猜疑性的谨慎在历史性的决定时刻迫使他隐退，等待时机，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保证自己可以来来去去。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辩护肯定不是由于感情上的考虑。4月，斯大林改变了他的正式立场，但是没有改变他的思想。虽然他投票支持列宁，但他在感情上与加米涅夫要亲近得多。此外，对于他自己的作用的不满自然使他要和其他感到不满的人联合起来，即使在政治上他和他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起义以前的整个最后一周中，斯大林在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我为一方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另一方之间玩弄手法。在10月2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恢复了最近被打乱的平衡，建议指定列宁为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提纲，并建议指定我准备政治报告。这两个动议都一致通过。如果当时在我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有任何分歧——这是在几年以后所捏造的一个谣言——的话，中央委员会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委托我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作这个最重要的报告吗？在这样使自己站在左边以后，斯大林再次隐退，等待时机。

传记作家对于斯大林参加十月革命一事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不管他们多么愿意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提到他的名字的话——在文件中，或者许多回忆录中都是这样。为了设法弥补这个大的空白，官方的历史编纂学家把起义同所谓准备这次起义的某个神秘的党“总部”联系起来，这样来暗示他参加了起义。但是，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叙述关于这个“总部”的活动，关于它的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关于它指导起义所使用的方法等等。这是不足为奇的：根本没有这样的“总部”。但是，这个奇谈是值得注意的。

在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同彼得格勒党的一些主要的组织者举行的会议上，决定组织由5名中央委员成立的“军事革命总部”。列宁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仓促写成的一项决议案说：“这个总部将成为革命苏维埃委员会的一部分。”这样，按照这个决定的直接的意义，成立“这个总部”的目的不是为了独立地领导起义，而是补充苏维埃参谋部。但是，正像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临时想出的其他许多主意一样，这个主意从未实现。就在中央委员会在我缺席情况下在一张纸上组织一个新的“总部”的时候，由我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肯定地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完全负责了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斯维尔德洛夫——他的名字列在“总部”成员名单上的第一位（并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像最近的苏维埃刊物所错误记载的那样）——在10月16日的决议前后在与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密切联系下进行了工作。迟至10月24日，“总部”的另外3名成员——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和布勃诺夫——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每人都是单独参加的，好像10月16日的决议根本没有通过一样。至于斯大林，根据他在那个时期的整个行动方针，顽固地不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或者军事革命委员会，没有参加它的任何一次会议。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根据正式发表的记录轻而易举地加以证实。

斯大林从未在由直接的责任感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下被迫分析过革命的问题，他对十月革命的固有的逻辑从来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对革命的回忆才是如此经验主义的、分散和不协调，他后来对起义战略的判断才是如此矛盾，他在后来的若干革命（德国、中国、西班牙）中的错误才是如此巨大。真的，革命并不是这位前“职业革命家”的要素。

但是，1917年是这位未来的独裁者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的阶段。他自己后来说，在第比利斯，他是一个小学生；在巴库，他成了一个学徒；在彼得格勒，他成了一个工匠。他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降到了左翼孟什维克的水平）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冬眠了4年之后，这个革命年在他的政治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里，他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之下，处在很有资格的同志们的圈子内。他第一次有机会学到迄今一直是在他的经验范围之外的许多东西。他抱着恶意（然而是锐敏和机警地）倾听和观察。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得到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他们是昨天在地下、监狱和流放地的同志们）支持的临时政府使他能够更加仔细地窥视这个神秘的实验室，人人知道，在那里，把锅子擦亮的不是上帝。在沙皇时代把地下革命家同政府分开的无法估量的距离缩小到零。政府成为某个很亲切的东西，成为一个很熟悉的概念。柯巴摆脱了他的许多乡气，如果不是在习惯方面，至少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他敏锐地、愤懑地感到他作为一个人所缺少的东西；同时，他考验了准备斗争到底的一批紧密团结的、有才能和有经验的革命家的力量。他成为群众拥之执政的党的总参谋部的一个公认的成员。他不再是一个柯巴。他肯定地成了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