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斯大林在捷尔任斯基帮助下在维亚得卡纵容不法行为的时候，〕列宁却坚持我应该同斯大林求得妥协：

斯大林非常希望到南方战线去工作……斯大林希望他在这个岗位上能够使我们确信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在把所有这些斯大林的意见通知你的时候，我请求你，列夫·达威多维奇，给予它们最深思熟虑的关注。并且回答我：首先，你是否同意让斯大林亲自向你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是愿意向你汇报的；其次，你是否认为有可能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排解以往的冲突并且设法一道共事，这一点是斯大林十分盼望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有必要尽一切努力谋求同斯大林合作共事。

列宁的信显然是在斯大林的坚持的影响下写的。斯大林为了取得同意、和解和继续在军事方面工作，甚至不惜表示暂时的、不诚恳的投降。前线吸引着他，因为在那里他第一次能够运用所有管理机器中最完善的一种，即军事机器，来进行工作。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又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何一个军事委员会、任何一个集团军、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主要角色。别人犹豫的时候，他作出决定。他能够发出命令，而每一项命令实际上都自然而然地得到执行——不像在民族人民委员部的联席会议上那样他不得不躲在司令官的厨房里。

我在1月11日通过直通电报答复了列宁：

妥协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该作一种糟糕的妥协。事情的真相是，所有察里津的保卫者现在都已经聚集在哈尔科夫。从奥库洛夫的充满着实事求是的材料的报告以及政治委员们的报告中，你可以体会到察里津保卫者究竟是些什么人。我认为斯大林对这种察里津倾向的赞助的态度是最危险的恶症，比任何军事专家的变节背叛都要恶劣。鲁希莫维奇只不过是伏罗希洛夫的又一个别名而已。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再一次被察里津式的混乱压得喘不出气来，不过这一次不是遭到哥萨克而是遭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打击而已。鲁希莫维奇还不是唯一的。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把无知提高成为一种原则。伏罗希洛夫加上乌克兰的游击队加上老百姓的低下的文化水平加上恶意宣传——这种现象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让他们把阿尔乔姆派去吧，但是不要派伏罗希洛夫或鲁希莫维奇……我再一次敦促仔细阅读奥库洛夫关于察里津我军的情况以及关于伏罗希洛夫如何在斯大林的配合下瓦解了这支军队的报告。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关主席团的组成的事件，事情虽然不大却很能说明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尽管这只是最初阶段的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是令人伤脑筋的军事问题。列宁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是反对派幕后的首领。列宁已经同彼得格勒代表团就主席团的组成达成了协议。反对派提出了好几个补充的名额，其中不仅有反对派的人还有其他人。例如他们提出了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然而，布哈林、斯塔索娃、奥鲍林、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都拒绝接受提名，他们把已经就主席团的组成问题达成的协议当做是他们个人应该遵守的协定。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拒绝接受提名，这样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对派的立场。看来为了使他的党羽挤满代表大会并且在代表当中进行竞选运动，斯大林曾经下了一番苦功。列宁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避免使人难堪，他尽了一切努力使斯大林免受一场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能入选的考验。列宁通过一名代表提出了这个先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必要在主席团成员之外再提一些补充的候选人？”列宁没有费什么事就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否定的答复。斯大林遭到了失败，然而列宁尽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来使得这场失败不具有针对个人的、伤人感情的性质。按照今天官方的说法，斯大林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支持了列宁在军事问题上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在目前已经没有必要保守〔这类〕军事机密的时候，还不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世呢？

在1920年3月召开的乌克兰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以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报告人的姿态出现，形式上为我作辩护；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己的心腹大力来推翻他提出的报告。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要耍这种手腕是困难的，因为会议的程序全都在列宁、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负责的军事干部的掌握之下。但是在骨子里，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也在起着同乌克兰代表会议上一样的作用。他身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却要不是模棱两可地为官方的军事方针作辩护就是一言不发。但是他通过他的最亲密的伙伴——伏罗希洛夫、鲁希维奇以及其他察里津保卫者这些反对派的急先锋——继续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破坏，其目的事实上倒不在于推翻军事方针而在于推翻它的主要报告人。他唆使这些代表对毫无保留地为军事人民委员部作辩护的索柯里尼柯夫进行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反对派的核心是察里津集团，而其中最出风头的是伏罗希洛夫。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一个时期中他们就已经同斯大林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他给他们指示并且叫他们不要操之过急，同时又把阴谋的矛头集中指向军事人民委员部。这就是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活动的梗概。

一位显赫的军事干部在1920年写道：“尽管有人在我们的军事方针、红军招募军事专家等等问题上掀起了这些烦扰、喧嚷和吵闹，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托洛茨基同志仍然是正确的。他用铁一般的手腕继续推行着既定的军事方针，对一切威胁毫不在乎……红军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就是这个军事方针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然而直到今天，无数的书籍和文章还在坚持不懈地数说着关于我所任命的“将军们”阴谋叛国的陈词滥调。只要大家回忆一下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0年以后几乎把他自己任命的全部指挥人员都加上叛国的罪名而予以消灭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是特别愚蠢的了。还可以再指出一点，官方的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和反对派的副报告人弗·姆·斯米尔诺夫，这两个内战的积极参加者，后来都成了斯大林主义清洗的牺牲品。

在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特别的军事会议，会上的记录都保存下来了，却从来没有发表。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参加者，特别是心怀不满的反对分子，有机会充分、自由而坦率地发表意见。列宁在会上作了发言，有力地为军事方针辩护。斯大林说了些什么呢？他有没有发言为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辩护？对这个问题很难作直截了当的回答。毫无疑问他在幕后进行了活动，唆使各反对分子反对军事人民委员。从当时的情况以及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的回忆看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军事会议的文件直到现在没有发表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罪恶昭彰的证据——斯大林不是根本没有发言，就是当时他的发言现在会使他感到太难堪了。〔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一样，也是〕为起草最后决议而特设的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他在这个委员会里干了些什么勾当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唯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仆从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提拔为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人。

季诺维也夫，无疑在斯大林同意之下，曾经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为“被侮辱的”伏罗希洛夫作辩护。我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对他这种说法作了答复。我说：“我在对待他〔伏罗希洛夫〕的问题上，唯一应该负的罪责是我耗费了过多的时间，竟有两三个月之久，通过协商、劝说和私下的说合来办事，而为了事业的利益，我早就应该作出坚决的组织上的决定。因为，到头来，在有关第十集团军的问题上，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最短期间内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这当然有赖于在全〕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把计划协调起来〕，因为全国已经分成8个军区，下面统辖着46个州和344个区的军事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竭尽全力就军事人民委员部在军事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散播毒素。〕所有手头的文件都充分证明，根据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采取的立场看来，斯大林是反对派的首脑。如果说我过去还只是有点疑惑，而现在则是坚信不疑，斯大林同乌克兰人搞的阴谋，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操纵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同他在军事反对派中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察里津没有能够得到桂冠，他就想在〔黑暗中〕找到报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