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篇文章里，斯大林最后一次多少有点正确地形成了当时还是相当新颖的布尔什维克观点，即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该起的作用。斯大林以嘲笑孟什维克的口吻写道，在那些没有把过去的革命的历史学通的人看来，似乎“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派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③

奇怪的是，不过3年以后，斯大林就把这种孟什维克的观念不折不扣地运用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去，后来又以非常嘲讽的态度运用到1931到1939年间发生的西班牙革命上去。如果当时斯大林真正消化了并且彻底理解了列宁主义对革命的概念的话，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但是，斯大林所消化了的只是列宁主义有关党的中央集权机器的概念。他一旦抓住了这个概念，就再也不能从理论方面来考虑它的根源，它的纲领上的基础也变得根本不重要了，而由于他自己的过去，他自己的社会出身、培养和教育，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思想。在1917年，只是由于列宁不容许他那样做，他才没有实现同孟什维克的合流；在中国革命期间，他打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实现的却完全是孟什维克的理想，用布尔什维克的手段，亦即他认为实质是布尔什维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实施着孟什维克的纲领；在西班牙革命期间，他用更高明得多的手法，以绝顶的效率推行着同样的政策。

1920年，斯大林还像在1913年那样认为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此外，他在为列宁的这种倾向作辩护的时候并没有消除掉那些指控列宁喜欢夸张、喜欢走极端的罪名。

〔列宁卫护每一个有长处的干部，就像卫护他自己的眼珠一样，他对于他们都是很慈爱的。我们看到他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坐在因患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而将要死去的斯维尔德洛夫的床边，同他交谈了“10到15分钟”。

不到3个月，列宁就病得不能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了，但是他还是挣扎着参加了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又过了两个月，列宁说话已经感到困难，右臂和右腿的活动也不方便了。原因是1922年5月26日发作了一次急性的动脉硬化症，这个消息直到6月4号才公布出去。经过一个夏天的时好时坏，列宁在10月间恢复了工作，11月间甚至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5周年的演说。

当列宁的病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包括苏俄在内的全世界的人民群众所得到的印象是，他的病并不严重，很快就可以恢复工作。他是一个身体和意志都十分坚强的人，还只不过50来岁。政治局的委员们最初也都真诚地抱着这种看法。后来，他们了解到情况恰恰相反，不过他们也没有纠正大家的看法，甚至于没有把真相告诉苏联的工农群众和党内一般同志。既然列宁只是暂时患病，政治局当然就继续行使职权。尽管一般公众认为托洛茨基是最有希望接替列宁的人，并且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抱同样的看法，然而，党领导机构里的政治庸人们却并不认为这个几年前还是个反对派的托洛茨基有资格做他们的伊里奇接班人，他们也不认为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中有谁能够取代列宁。这些委员相形之下都不过是些扈从而已。不管列宁是暂时患病还是长期离职，唯一能接管他的工作的是一个由党的高级干部，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据说，这样的指导委员会在列宁患病后不久就成立了。

但是，实际上成立的是一种变态的机构。继承权落到一个三人小组手中，这个小组以季诺维也夫为首，以加米涅夫为副，而斯大林是最年轻的成员。就这样，季诺维也夫由于在政治局中得到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勉强成了列宁的接班人。他之所以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并不是由于大家认为他的能力最强最有资格，相反地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最缺乏领导能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最脆弱。在政治局的7个委员中，列宁病了；托洛茨基认为他是列宁的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的看法得不到支持，这种在党的领导机构以外广泛流传的看法使他成为政治局里和党内庸人眼中最可怕也是最可恨的人；季诺维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坚决支持，他们认为，在他的领导下可以最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并采取行动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这时还没有准备好出头露面，只好勉强表示支持；而托姆斯基则被迫表示支持。虽然在政治局内部和中央委员会内部，季诺维也夫都得到了多数委员的支持，但除了他本人以外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他只不过是个代行领导职务的傀儡，只有在他所采取的措施符合其他人的愿望的情况下，他才能保住这个名誉地位，直到真正的领袖做好准备来取而代之的时候为止。

列宁希望谁来继任他呢？一直到1922年12月16日他的病第二次发作使他躺下来之前，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满心期望可以恢复健康，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在几天以后写的遗嘱中，显然是试图就各个继任人选提出坦率的意见，而不是作出硬性的决定。正因为他的压倒一切的威望使他握有大权，他才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提出他赞成和反对的方面，推荐人选，特别提到了由于斯大林的“粗鲁”和“不忠”应该免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但是除了提出关于他的继任人怎样才能合作得最好的忠告，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严重争执会给党和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带来灾难的警告之外，就再也没有说什么别的。然而，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就发现不得不采取决然而义无反顾的措施，正式同他的助手之一的斯大林断绝了同志关系——这意味着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私人的联系。这个“革出教门”的行动发生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间，列宁在他的病第三次严重复发之下卧床不起，没有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个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也是第一个充满着由总书记亲手挑选的代表的大会，它标志着列宁主义政权末日的开始，标志着斯大林主义这个新的政治方向的降临。

〔列宁同斯大林的破裂，在列宁作了多次耐心的努力以求避免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最亲近的盟友在1922年11月底支持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职，以期利用后者对我的敌视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时候，列宁对这个人选表示了异议，〔他在同他的密友们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中〕这样说道：“这位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列宁很担心他的病会复发，他急于要利用他的病再度发作并可能引起致命的危险以前的时间，通过一致的协议，特别是同斯大林本人的协议，来建立一种和谐的集体领导。〔因此他作了热忱的努力使他自己的工作同书记处的工作互相配合起来，他极其注意维护斯大林的威望。直到1922年10月21日，列宁还在一封措词尖锐的电报中批驳了格鲁吉亚反对派向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提出的十分激愤的抗议。同样地，列宁继续给他支持，要不然就把在其他问题上对他的批评缩小为温和的责备。只是在列宁终于坚信斯大林是不可救药的时候，事情才爆发了出来。格鲁吉亚问题只不过是导致最后破裂的若干事件中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