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史玉柱声称“黄金搭档”要做百年产品时，就已做好了见好就收的务实打算。否则，他为何在舆论和业界稍有风吹草动时便将其卖给四通，而不是像经营脑黄金和脑白金那样义无反顾，即便媒体讨伐和行业封杀，都毫不动摇。

2003年12月，四通控股与Central New达成收购协议。根据协议，四通控股将收购合作方全部发行之股本，即Central New持有的黄金搭档生物科技75%的股本权益。此次收购价格为1171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通过这次合并，史玉柱得到了6亿多元人民币现金和以可转股债券方式支付的6亿元。而作为交换，脑白金与脑黄金的销售网络75%放在四通，25%放在巨人。比如，脑白金的商标权放在四通，生产批文放在无锡制造厂，后者属于健特生物；放入四通的还有专利技术，如包装和生产工艺。

合作之后，四通电子随即更名为四通控股。由于四通在此之前没有从事过生物科技，因此由史玉柱出任四通控股总裁，并以“1元钱”的象征性年薪进入四通控股。此外，史玉柱还承诺自己5年内不会做与脑白金、黄金搭档相竞争的产品。

对于此次合作，外界普遍猜测巨人是想借壳上市。史玉柱尽管否认这一说法，但他表示:“内地的融资渠道太窄，而加入四通后就可以借助这样的渠道吸纳国际上的大资金。毕竟香港的公司想融资是很容易的，扩股就行了。”巨人大厦面临坍塌时回天乏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史玉柱后期融资出现问题，向银行贷款一分钱都拿不到，这段惨痛的经历时刻给他敲响警钟。不过，如果能成为银行的股东，贷款将不再是一件难事。

四通董事长段永基与史玉柱有着十几年的深厚友情，前者曾将手头的华夏银行股份转让给后者。史玉柱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四通有6000万股华夏银行股份被法院冻结要拍卖，我替段永基把钱还上了，在进入拍卖程序前把股份拿了过来。后来又等到一个机会，华夏银行要上市，当时华夏的第一大股东是首钢，如果它不卖掉8000万股，证监会就不批准它上市，我就买了过来。我给的价格好，当时应该是1块多钱，我元买进的。现在一股5块多，还是拆股了的。”截至2003年6月30日，在华夏银行29家股东中，上海健特以56%的持股额位居第六大股东。2004年，上海健特又增持了2800万股，进一步扩大其所占股份份额。

在参股华夏银行后，史玉柱又看上民生银行股票，购买华夏银行股票的好运似乎延续了下来，当他正计划收购民生银行股票时，传来好消息: 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想上市，需要剥离非主营资产，有意出让民生银行股份。当时史玉柱就托了一位朋友找那位大股东谈。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一方面对方急于出售手中的民生股票；另一方面，在价格上史玉柱同样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2003年，上海健特受让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43亿股民生银行股票，史玉柱以持股397%位居第八大股东。其后，他还有意增持民生银行股票，以获得第七大股东的位置。

在短短一年内投资两大银行的举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不少人预测史玉柱有意染指金融业。史玉柱却表示这纯属财务投资性质，他说:“李嘉诚曾说过，投资首先是要看退出机制通畅不通畅，其次才是看收益高不高——我觉得很对，所以我想寻找的是风险不大、变现能力强的行业。基于这种认识，我投资了银行。”在失败后重新爬起来的史玉柱坚定了一个投资理念:“宁肯错过一百个项目，也不错投一个项目。”

众所周知，史玉柱是软件程序员出身，早年成名于自己一手编写的中文软件M—6401，此后因多元化扩张而失败，借“脑白金”、“黄金搭档”翻身，其后参股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持股市值高达22亿元，因此要想给他的身份作出准确定位并非易事。相比较而言，史玉柱更倾向于“资本家”的说法，他说:“我既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家，也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觉得我过去可能还想往实业家的方向发展，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投资者，说难听点儿就是一个资本家的身份。”

成为“资本家”后，史玉柱经常研究学习比尔·盖茨与李嘉诚的经营之道，感悟良多:“比尔·盖茨做专业领域的纵，李嘉诚做投资规模的横。前者死认准一个产业，将一个产业做透，使股价迅速增值，而后者是看什么行业赚钱便做什么，他涉及的行业有几十个。”因此，他将“李嘉诚+比尔·盖茨”的投资模式总结为: 集中全部的人力投入到主营产业，集中一半的财力投入到主营产业，留一半的财力投入容易变现且精力不大的领域。当主营业务出现危机时，可以通过辅业的现金流给予支撑和支持。看来史玉柱为了戴稳“资本家”的帽子颇下了一番工夫。

然而，史玉柱投资银行业的成功并非受益于比尔·盖茨与李嘉诚，他更应该感激两位兄弟: 四通董事长段永基和万通董事长冯仑，而这两人又都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元老级人物。在这个类似于企业家沙龙的组织中，除了段永基和冯仑，还有柳传志、段永平、卢志强、林荣强、郑耀文、远思和吴力等当今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顾问是吴敬琏和胡德平，段永基任理事长，柳传志任总裁，华贻芳是秘书长，即使是在巨人最困难的1995、1996和1997年，史玉柱都从未缺席过研究院的活动。1996年研究会讨论的主题是“巨人的企业经营”，最后演变成了朋友们对史玉柱的批斗会，可他当时头脑发热，未必听得进众人的意见。

等到2001年重新出山时，史玉柱曾真诚地表示，落难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柳传志和段永基。“柳传志给了我很多管理上的经验，段永基给了我很多宏观理念上的启发，”他说，“泰山产业研究院就好像是自己的娘家，在这里，我找到了重新站起来的信心。”

说到此处就不得不提到“人脉”。播种什么就能收获什么，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商场好似江湖，企业家之间同样有江湖义气。如果没有兄弟们在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帮助，很难想象史玉柱的复活之路会走得如此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