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找了个算命先生，号称半仙。他掐掐手指，说我投错了胎，原本是个女娃，却上了男儿身。想想也好像有点儿道理，我出生的时候适逢曾祖母刚过世不久，大家都以为我会是个女孩。之后每每再说起这个事情，他们都只当作是笑话，我却特别当回事，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

“余栋、杨络生，你们别闹了！快站好了！来……一、二、三！”

这是我们小学最后一次郊游时拍的班级合照，我的红领巾被杨络生抢走了，他比我高一点儿，还站在石头上，我死活够不着他举起的手。他看我气得鼻涕眼泪横流，嘲笑我娘娘腔，没出息。后来我握着红笔用力地在领口的空白处画了一条。不过也是再过了几年才知道，我也只能在自己的照片上加上去，在其他人手里的照片上，我依然是没有戴红领巾的突兀的那一位。

就在杨络生趾高气扬地举着我的红领巾时，他的妈妈被匆匆地送进了医院。当然这一切我等到第二天才知道。我们一家要去医院看她，出门之前我妈在镜子前整理头发，她从镜子里看出来，一边说：“把衣服穿好，裤脚怎么又忘了？”她忍不住放下梳子，走到我爸跟前使劲儿把束进袜子里的裤脚扯了出来。“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不是大事，你昨天早上连儿子的红领巾都差点儿忘了，你知道这在学校要扣多少分么，一个不留神你儿子的三好学生就泡汤了……也没让你赚钱养家了，让你在家照顾儿子都做不好……”

那时我爸还处于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妈起早摸黑去纺织厂里干活，把上学用的东西在前一天晚上统统装进我的书包，而这一天的早晨，我笨拙地拿着红领巾，要爸爸帮我系上。如果不是我攥着红领巾跑到他的跟前，他早已忘记有这玩意儿，直接送我出门了。他茫然地扯着我胸前红领巾的两端，然后迅速解下来，绕到自己的脖子上，照着镜子试探着打结，似乎习惯了替自己系领带的姿势，当红领巾挂在别人的脖子上时，便不知所措了。他像打领带一样在自己脖子处系上了红领巾。

我爸并不是长期赋闲在家。他也找过好几份工作，做过销售或者文员，或者后勤杂七杂八的什么活都干。但是每一份都干不长，所以在我上五年级之前，一直处于就业、失业、再就业的循环中。按我妈的说法，他一把年纪还像个愤青，做事情总是一根筋。

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道路都是单行道。他的性格中就有那么一些东西，就像他要先挂在他自己的脖子上系一次才懂得怎么替我系红领巾，迫使他做事必须按照一个标准的程序，不可遗漏或者逆转。比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一定要先打开房间的灯管，然后打开床头的台灯，然后绕回去关掉灯管，再躺在床上关掉床头的灯。直接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床头灯，或者干脆直接摸索着爬上床盖好被子，这些在他看来都不可思议。“那会撞到床角。”他会马上这样反驳你。

那天早上他重新给我系的红领巾，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错，结是松的，轻轻一扯就会散。“爸爸，你小时候没有系过红领巾吗？”他一边徒劳地把错误的结继续勒紧，我一边忍不住问。“阿栋，你是在质疑爸爸系红领巾的技术吗？”他这么一说我便不敢吭声了，“爸爸小时候不需要经常系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