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难道那时不用每天都戴么？”

“要啊，但是爸爸只需要系一次。”他故作正经地说，“然后每次脱校服的时候不解红领巾，直接把校服和它一起脱下来，第二天再原封不动地穿回去。你说，这还用天天系红领巾么？”

当时我真的相信了，并且还试着学他那样把红领巾脱下来，脱不下来还以为是自己的头太大。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大人们诸多谎言中的其中一个。

他们喜欢把谎言说得认认真真、有板有眼、煞有介事，却把严肃的事情说得像玩笑话一样大大咧咧。比如杨络生的妈妈还健在的时候，茶余饭后，她和我妈常常聊得很投契，一口气聊到很久以后的事情，甚至以后的以后也就是在她们入土之后的事，杨络生的妈妈都要嬉笑着说，即使进了棺材，她也会在杨络生顽皮闹事的时候忍不住跳起来用鸡毛掸子追着他满街跑。那些时候他要么刚跟我扭作一团被打得鼻青脸肿被她数落一通闷闷不乐，要么正在为击中邻居的窗玻璃而精心挑选石子和树杈，一听到“鸡毛掸子”就丢了魂儿，条件反射般护住屁股。

他妈妈入院一晚之后便过世了，第二天他带着我逃课玩了一个下午的游戏机。我们最后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花光，直到他的爸爸来揪他回家才停下来。来揪我的是妈妈，她以为我被哪个人贩子拐走了，找了好几条大街才听说我在这里，又是紧紧地搂着我又是忍不住不停地偷偷数落：“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以后不许老跟杨络生混在一起……你知道他不是个用心读书的人。”但她转瞬对杨络生的爸爸说：“孩子不懂事，别怪他。”而他只冲着杨络生说了一句“你个没心肝的”就直接拽着他的衣领走了。我们两家人一前一后地回家，路上谁也没跟谁说什么，杨络生仅仅是在进门之前回了一次头，在日落西山一片温柔的晚霞中，我看不清他逆光的脸上那双眼睛是看着我还是看着我母亲。

其实我知道我妈说得没错，我跟杨络生根本是两种人：我要科科满分，坚持天天准时上课下课，不迟到不早退，规规矩矩，只想要安定的分毫不差的生活；他就想科科红灯，坚持天天逃课，做他想做的事，看到学校大门张贴着通报批评的名单里有自己的名字便忍不住笑。他的座位在窗边，于是每次进教室他都不走正门，图个便捷直接从窗户翻进来。很多时候我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莫名其妙地成了好朋友，好像就因为他有一次在我被欺负却忍声吞气的时候帮我揍了对方一顿，因为喜欢两个人比赛谁能一口气最快喝完一瓶汽水，然后在空旷的地方畅快淋漓地齐声打嗝，这种响亮的饱嗝让我们毫无来由地得到共鸣。

没过几天，学校组织外出活动，我们集体坐车出发。杨络生好像又恢复到他妈妈过世之前的样子，大大咧咧，总是大声地笑，用力地拍打我的肩膀。上车的时候他一口气窜到最后排——他总是喜欢做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好像就能因为占到了如此优越的座位而沾沾自喜。最后上车的是戴梦归，她上来的时候其实座位还没有全满，零零星星地剩了四五个座位，但是没有人主动邀她坐下，她就一路从车头慢慢地一边左顾右看地走到了最后一排。戴梦归是我们班的纪律委员，每天都要在我们身上挑出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向班主任汇报。之前班干部选举投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投了她的票（除了像杨络生这种人之外）——她确实是有资格上任的，成绩好，有理想，做事认真，也是老师喜欢和信任的学生；然而此时车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她一路走着，每看到一个空的座位都欲言又止，因为每一个空的座位要么就是上面放了个书包，要么就是旁边的人迅速把眼神转移。其实如果她主动问道，估计也不会有人会硬生生地拒绝；但她就是忍住了没开口。等她走到了我们跟前，她大概也都已经绝望了，看也没看杨络生一眼，就是带点最后的希望看着我，一边揪紧了自己的书包。我正心软要挪开，却听见杨络生爽快地说了一句：“这儿没人！”我转过头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挪开了一个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