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班的余栋，你现在告诉我，刚刚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认出那是教导处主任的黑色制服，她叉着腰站在离我两米开外的地方，看起来像个原始的两耳茶壶。

“老师，我只是想把钥匙拿回来。”我想她大概已经听说了，“那帮男生抢了豆芽的自行车钥匙。”“谁来着？”“豆芽啊，就是曾巧巧啦！”

“所以你就动手了？”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听得出来那是个语调上扬的问句。

于是我说：“我伸手去抢钥匙。”

“抢到了吗？”她似乎比较关心钥匙最后落在谁的手中。

“没有。”我想她大概也会替我那微薄的正义感感到惋惜。

“你知道你给他打的那一拳有多严重吗？”但事实并不如我所料，“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得不到的东西而动手打人，知道了吗，余栋？记过一次，不许再犯。”错了，我猜错了，在她问“抢到了吗”的时候，她那看不清表情的脸上一定不是我所以为的那副诚恳而关切的面容，可能只是心不在焉，或者胸有成足，她当时其实早就按照她自己心里的猜想下了定论，只不过我的回答给了她一个更有利的证据而已。我原以为这世界是不用太过仔细去观看的，即使关闭了视觉感官，我还能用耳朵去倾听，用鼻子去嗅闻，用指尖去触摸，“看”并不是我能选择的唯一的接触这个世界的方式。但就在左眼被捂住的时候，我置身于一个看不清的世界里，真相被捂住了一角，一切突然变得不可预知和掌控，我真诚的自我辩护，竟然成全了他人大相径庭的揣测。

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害怕看不清的危机感。

豆芽在为我的左眼换过不知第几条毛巾之后，听医生的话把它取了下来，几个模糊的重影在这一刻重合在一起，她的脸上已然是一副将哭的委屈模样，既懊悔又同情地看着我。我刚刚所处的那个不清晰的世界里，只有她的表情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这时看到她双手放在裙子上，忍不住笑了——她今天穿着裙子。“你还笑，有什么好笑的……”她嗔怪了一句，我没告诉她缘由。

我们回家的时候，那帮男生早已散去，我不知道主任和他们之间都说过了些什么，不知道那个肋骨挨了我一记的男生怎么样了。

“你眼睛怎么了？”我一回家就被我妈揪着左看右看。我说：“没事。”“又跟人干架了吧？”我爸的语气平静得让人极其不舒服，“本来想着你搬到这里来就该交一些好的朋友……”我心里委屈得慌，但还是赌气地说：“是是是，我就爱交这些狐朋狗友，我就是不爱好好念书，我就是跟别人打架了！”“那你打架也得把他打下去啊！念书没念出来什么名堂，一点小事就找别人挑衅，谁知连打架也打不好，一点儿出息也没有！”

“你以为儿子这样都像谁呢，还不是你！”我妈听他这么数落我，也忍不住开口，“儿子打架，你问都不问原因就开始骂……你自己什么时候有好好地管过他……你以为你自己就很有出息么，以前还不是我支撑着整个家！”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你儿子一模一样，我最受不了了。”他说。

“什么‘我儿子’！这就不是你儿子了么？”

“他一点儿都不像我！”

“你看他冒冒失失的，就像你！”

两个人居然又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推托，但这次越吵越凶，谁都是一副疾恶如仇的样子，恨不得跟我撇清所有关系。我在一边听着，再也不觉得好笑，只觉得心酸。我跑进自己的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