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不能随便，”他说，“要想学就买一个专业的单反，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当摄影师的，哈哈。”结果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我原以为他只会勉强答应，没想到还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半夜，我起来上洗手间，经过爸妈的房间时听见了争执的声音。“为什么必须这样？你觉得这对他好吗？我请你多为他考虑考虑吧……”我第一次听见我妈甚至带点儿乞求的声音，走近却只听见她妥协了，“……好吧，但是你得答应我，必须等到高考完了才可以告诉他。”

我没多想，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指的是相机。

不久之后我们就拍好了毕业照。所谓毕业照其实不是毕业照，因为不是毕业之后才拍的，而是特意绕开高考这个特殊的日子，提前拍了。

那个升国旗的女生站在我后面一排，拍照的时候我感觉到她轻轻地拽住了我校服后面的下摆，就只是轻轻地拽住了，我没有回头，她也什么都没说。就在相机快门咔嚓一按的那个瞬间，我走神了。我后来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一直没记住她的名字？可能就是在拍照的时候记忆被一起摄进了底片。于是我只能称呼她为“那个升国旗的女生”，实际上在潜意识里把她看成了戴梦归的影子，也不知道是我不愿意记住她的名字，还是不愿意忘记戴梦归。你知道，两个太相似的人同时存在于记忆里，就会如同相机重曝一样，新鲜的那一位总会覆盖从前那一位的大部分踪影。所以我不自觉并且自私地在新鲜的记忆里留出一片空白，以便日后还能透过当时留下的缝隙揪出更久远的回忆。

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她拽着我校服后面的下摆就像坐在一部刹车坏掉的自行车上那样惊恐不安又无法逆转地冲向未来。是的，在通向未来的路上，你永远没有刹车。

我能对刹车坏掉的自行车处之泰然，自然也就不太在意这通向未来的路上有没有刹车的问题。我反而觉得，这样没有刹车的前进能让人更勇敢一些。其实通向未来的路上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刹车，也不是没有方向盘，方向盘是有的，但路却只有一条，无论怎么走，你都走不出去。

高考刚结束的那天，我们在教室里把教科书和练习本上的纸撕下来折飞机，然后从窗户一只一只地放飞。在楼下，我和豆芽捡到了一只模样特别不一样的纸飞机，我们都在研究它是怎么叠出来的。

“折得那么好，我都不舍得把它拆开了。”虽然她这么说着，手指却还是试探着寻找那个突破口。

我们顺着它的纹路一点儿一点儿地拆开，然后再顺着折痕试着把它叠回去。我发现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把它打开之后，顺着折痕就能把它重新恢复原状，那些折痕就像记录了它的历史，重新折叠就像沿着那些轨迹重温它的过去。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每一段折痕，都有它自己的顺序，你得在这些雷同的折痕里，试着找出它们的顺序，即使只错了一个，也不可能叠出原来的形状。纸上看起来那么杂乱的折痕，就像我们手心里的掌纹，就像某种杂乱却命定的东西，对，就像命运。

直到高考成绩出来，我因为超常发挥取得不错的成绩为校争光而站在学校讲堂里接受表彰，我都觉得命运对我不薄。在我考完最后一门课的时候，我妈就把单反从她房里拿出来，我爸接过来递给我，比我还迫不及待地交给我，并且说道：“我早就给你买好了的，是你妈偏要藏起来，说是怕影响你学习。”我又惊又喜地捧起来把玩，用它试拍了第一张照片，我爸和他背后阳台里晾晒着的我的校服和妈妈的裙子。在学校讲堂里进行的表彰仪式，是我第一次站在讲堂的舞台上，在耀目的灯光底下我什么都看不见，除了眼前颁奖者的笑容还有他递给我的奖状。从舞台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无法适应正常的光线，眼前竟然浮起一层黑斑，那个瞬间就像突然瞎了一样。在慢慢地恢复视力的时候我努力地在观众席上寻找我的父母，我在家长席的角落里找到了我妈，她的身边没有空位，左边右边挤着坐在一起的却都是别人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