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能告诉她，要让她知道肯定就没戏了！”

“那钱你怎么拿出来用？”

“钱是我爸直接打到我名下的，我自己就能取出来。”

“噢，这样啊。”

正说着，突然听见厅里一声响，我扔下电话往外跑，看见我妈双手前臂伸平僵直在空中，地上是打翻的一碟菜。她有点儿尴尬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蹲下来想收拾碎片。她说：“没事没事，我就是一时失手罢了……”但她却笨拙地推拨着碎片，怎么也捡不起来。她的手没有被瓷碟的碎片划伤，但她却异常痛苦地咬着牙。我抓住她的手，一个劲儿地问怎么了，她艰难地松开咬得那么紧的牙关，嘴唇抖动了很久，才从她嘴里溢出这么一个字：“……疼。”

但是我不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疼，也许是万箭穿心的、撕心裂肺的，但是这双手就像我妈这个人一样隐忍着所有的痛苦，它在我的手里就是无力地、软绵绵地躺着，没有一点儿挣扎。

我把她送到医院，拍了片，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医生说是颈椎病引起的，如果长期不治，会一路恶化，甚至有高位截瘫的可能。他说：“可以通过理疗和推拿治疗，但作用都不大，我的建议是动手术。”

在回家的路上，是她先开口说话。“其实我啥事都没有。”她喃喃道，“平时贴点儿膏药都管用的，怎么动不动就要手术，是医院的床位太空了医生太闲了还是怎么的？”她在这种时候竟然还开会玩笑。

“听医生的吧，他又不会害了你。”我说。

“但是他也不一定就对我好，”她说，“他说手术费多少？”

“十来二十万吧。”

“对啊，外加之后的住院费，那医院得赚多少！”她旋即压低了声调，“再说了，我们哪儿有那么多的钱……”

“我们有的，”我直接接过了她的话头，停下脚步，很认真地说，“我爸留给我的那些钱，付完手术费还足够付住院费和其他费用。”我为自己刚刚想瞒着我妈出国的想法感到羞耻。

她有点儿讶异地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说：“不行，那钱是留给你的，你得用它出国读书。”她停顿了一会儿，又轻轻地说，“我也不想让你去上个二本学校。”

“那你的病怎么办！难道你要瘫痪在床上等着我从国外回来吗！”我说完就突然明白了，她一直不想让我出国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如此地害怕失去我，因为她已经失去了我爸，如果我也离开，她将孤身一人。

“余栋，”她咬咬牙，“去找你爸吧，看他能不能帮帮我们，嗯？”

之前她明明那么不愿意让我去找他，那么不愿意让我出国，但在这一晚，她放下了所有的执拗，就像当时她强忍手上的疼痛一样，我永远不知道她所忍受的到底有多少。我那个可怜的妈妈，她为我买了医疗人身意外样样齐全的保险，却唯独忘了给自己买一份，她为我买的保险也终究不能为我的未来作任何担保。

我握着电话一直没办法把号码完整地按完，我总是在按下不知第几个数字的时候犹豫很久，以至于电话机也等不及了，从听筒里传出“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不正确”或者“该号码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其实第一个号码我按得非常爽快，因为我非常想要打给我爸，告诉他在他离开之后我们有多悲惨，让他更内疚一些，负罪感更多一些，让这些情感像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吧，这是他应得的惩罚。但在不知第几次听见“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不正确”或者“该号码不在服务区”之后我挂掉了，我始终狠不下心打这通电话，不是对他仁慈，而是我没有勇气，说不上来是对什么没有勇气，但我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时候我没有找他，以后甚至以后的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我都永远不会主动找他。

我起身从半掩的门看我妈熟睡的样子，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指尖的冰凉和湿润划过皮肤渗透到神经，那里的皮肤很薄，神经很浅，敏感脆弱。我想起小时候我妈总是叫我帮她捶背，因为那时爸爸给零用钱很吝啬，她就趁这些机会多塞给我一两块钱，尽管她并不是那么需要捶背。其实对于爸妈的离婚，我总是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他们的感情变质，仿佛就是以那次的搬迁为转折点的。如果当初我没有在搬家的事情上闹别扭，如果我乖乖听话跟着爸爸搬到南城，如果没有了他们两人分居一年多的那段时间，是否一切都还会是好好的？

而我也突然意识到我的18岁生日原来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的成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祝福和礼物，反而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我必须勇敢起来，当生活里所有的东西相继倒塌的时候，我就是我生活里的唯一支柱，我不能倒下。我现在是家里的唯一一个男人了，我知道对于我的母亲我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我把相机从眼前放下来，我是不应该去选择我想看到什么的，即使我没有看见也不等于它们不存在，我应该勇敢地去看这个世界，无论幸与不幸，都应该尽收眼底，然后我才能想办法阻止那些不幸吞噬我的生活。

这时离大学开学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