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桥时正赶上有火车穿过去，一行人紧靠在边上，疯子一样又唱又喊。列车前行时，牵引力大得超出我的想象，某个瞬间我恍惚以为自己即将成为多年后的第二个“海子”了，可是，江水木却一直用他枯枝样的胳膊紧紧圈着我。头上星子寂寥，脚下杂草无边，我在看不见表情的黑夜里，隐在一个初相识的男生身边，想起沈安年，眼睛就又湿了。

爱情没了，恋人走了，日子还得照样过。

我依然每天挤公车转地铁上班，背着双肩的黄色米奇包，这也是沈安年当初买给我的。我还记得沈安年当时买给我这个包包时一脸无奈地说：“你怎么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呢？”语气滑稽又宠溺。其实，叫我“小朋友”的沈安年，他自己何尝又不是一个孩子。那时，我总哭哭啼啼地打电话给良佑，良佑便在那边对我说：“小绿啊，两个小孩子想一起长大，太难了！”

于是，后来，我与沈安年的爱情到底还是夭折了。

我想，关于我工作的事情，迄今为止，我仍然没什么好说的，多说一个字就是浪费。总而言之，与大众情况相同，挣得少，花得多。一个月两千来块钱的工资，可能在我头脑发热、神志不清时只够从头到脚置办一身新衣。所谓的新时代女性，自己买花自己戴，说到底，还是颇为艰难的。

认识江水木他们，或许就是多了一样好处，江水木带着我去那些杂乱的小地方，挑些新鲜的东西，从头到脚武装下来，几百块就足够了。在动物园的一家冷饮店里，江水木语气黯淡地跟我说：“乐团可能要解散了。”理由是，主唱焰子傍大款事件成功，再不用浪费青春跟他们一起挥霍廉价的追求了。

我说：“那你还信梦想么？”江水木咧开嘴苦笑一下，说：“我信，真的。”我问他们接下去有什么打算，江水木说不知道，他说乐团里其他的人已经准备离开北京了，有回河南的，有回武汉的，总之都不是什么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我说：“那你呢？”江水木说：“我还不想回家，现在回去了，我怎么也不甘心的。可是，再待下去，我可能连住的地儿都没有了。”

我不知当时自己是怎样生出的豪迈气概，竟然挺起胸膛说：“那就先住我那儿吧，反正我那儿有间房也空着。”我得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或许有些奢侈得无耻，比如我的薪水每月不过两千来块，加上其他闲散收入也不过三千多。然而，我却在这寸土寸金的北京城里租了六十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每月一千六百块。

当时，沈安年跟我商量说要租出去一间，我坚决不肯，理由是我不能接受跟陌生人同住。沈安年便安抚我说：“可是我们目前能力有限啊。”我说：“那也不，说不定哪天看你不顺眼就把你赶到另外一间去了。”对于我的霸道任性，沈安年早已司空见惯，只好保持沉默。

而今，我却要用另一间空出来的房，收留一个仍算陌生的年轻男人。看着江水木挥着汗水，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进那间原本清净整洁的小屋时，我心底多少是有些后悔自己太过热血冲动了。

有些人遇上了就是劫难，而有些劫难，既是注定，就再也逃不开的。

江水木睡在我的房子里，整日聒噪。很多时候我听见他把房间里的东西摔得乒乒乓乓的，火得我恨不得冲过去把他赶出去。可是，老人常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这么个热血沸腾的艺术小青年呢？

细高的江水木常常半夜缠着我在客厅里陪他说话，听他说梦想、追求、青春、爱情、过往、童年，甚至家庭。我想说我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兴趣，可是，除了安静地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外我还能说什么？毕竟，有个这样的人在身边跟自己说话也是好的，不管他说什么。否则这房间里就太空了，没了沈安年的魁梧身躯，没了沈安年孩子气的抱怨，没了沈安年飞利浦的剃须刀。只有那双四十二码的拖鞋，载着我三十六码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