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余教授一向是很强硬的，他从来不认错，哪怕是白纸黑字，哪怕是黑影白屏，这位自诩为中国第一文化学者的精英，从来都是利齿钢牙。我觉得，余教授肯定读过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语，自以为是地觉得知道如何驾驭读者：

“（群众或读者）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的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尚自由……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它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

过了几个月，我看到学者王晓渔的博客，这样写余教授：

“一度沉寂的余秋雨先生，6月因为含泪劝告地震灾民不要请愿、不要被反华媒体利用成为公众焦点。9月，两地政府分别送来礼物：先是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正经有关部门上报申请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随后上海市教委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对于故居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余秋雨先生多半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已经易主的老宅，正是由他本人买下转赠当地政府；对于自己被称为大师，一贯严肃的他难得幽默地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看到余教授这典型上海味的“幽默”和谦虚，我面前立刻浮现出他那张戴着大眼镜的文人脸。他的那张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虚伪，浅薄，粗鄙，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急功近利，又当名妓又立牌坊……

特别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人还没死，余教授就已经自己给自己安排“生祠”，真比魏忠贤不如！

遥想当年“九千岁”魏公公，人家活着的时候建有生祠，也不是自己花钱买房子给自己弄的。天启六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以机户感恩的名义，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活人纪念馆），地点位于关羽庙和岳飞庙之间。为此，潘巡抚上疏表奏自己的“公心”，谀赞魏公公“心勤体国，念切恤民”。由此一来，天下阿谀官员群起效仿，魏公公生祠遍天下。

从规模上讲，余教授现在的“生祠”，乃破落一间房耳。但从诛心之论讲，余教授还不如魏忠贤——因为茫茫天下，并无人拍马附和，乃只是他自己想出的馊主意。

人家魏公公的生祠，规模巨大，九进殿庭，肃穆如太庙，壮丽如帝居。当年大同、湖广、蓟州等地的生祠中，魏忠贤坐像皆系纯金制成，头戴冲天冠，手执玉笏，俨如上天尊帝派头。由于巧匠众多，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睛能顾盼，口欲发声，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肚子、心肝、肺等，充斥其中，以拟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