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出现在1947年2月21日。那天，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驱车前往国务院大楼。他通知艾奇逊说，由于本国的经济危机（超过一半的工厂停工），英国无力支付土耳其和希腊所需的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后来指出：“与英国从中东退出一样，这件事对其继任者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

美国的官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从1944年一直到1947年，他们密切关注着希腊的事态发展，看到英国人为重新控制希腊而深深陷入希腊内战的泥潭。希腊内战中，一方是伦敦支持的保守的君主政体派；另一方是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NLF），由共产党领导，因领导希腊民众抵抗纳粹而获得民众支持，拥有很强的实力。到1947年，民族解放阵线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布罗兹（Broz Josip，即铁托元帅）的支持。这个南斯拉夫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希腊共产党同志的情意，而是想把希腊的一部分并入他的大南斯拉夫联邦。斯大林并没有直接卷入希腊的事态，而且他实际上越来越厌恶铁托过度膨胀的野心。

但是，随着民族解放阵线力量的增长，美国却实实在在地卷入了希腊的事态。在1946年全年，美国向希腊派遣特别代表团，在那儿砸下了亿美元的援助款，并且站在英国一边。正是由于美国在希腊的这段经历，所以国务院可以在艾奇逊接到英国人口信一周之内就制订出详细的援助建议。仅仅19天之后杜鲁门就可以在国会面前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很明显，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给予希腊和土耳其4亿美元援助的要求（称做杜鲁门主义演讲），这对美国对外政策来说并非突然和重大的转折。

但是，杜鲁门演讲当中的逻辑却是全新的。这种逻辑是那些等待这机会已经很久的美国官员炮制出来的。正如这些官员当中的一位后来所说，当他们草拟这篇演讲的时候，“他们感到终于从多年来职业生涯中的顿挫中解脱出来了。那些在场的人觉得，世界历史正翻开新的一章，而他们能躬逢其盛，真是幸何如哉。” 这些话可以帮助理解官员们为什么做出那种特定的选择。比如，他们本可以简单地判定希腊的事态属于内战，美国没必要干涉。或者，他们也可以不事张扬地要求国会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同时把二战中遗留的武器转移到这两个国家去。然而，杜鲁门政府拒绝了这些可能的选项，而是选择了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做法：杜鲁门高调现身于国会寻求支持，来发起全球性的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一位白宫的顾问评论说 ，杜鲁门的咨文“是这场战役中的第一枪，它让人们意识到战争决没有结束。”

在国务院官员们准备这篇演讲稿的时候，杜鲁门、马歇尔国务卿和艾奇逊也在会见国会领袖。国会议员们并不是热情友好的听众。共和党人急于要减税20%，还要从杜鲁门本已十分收紧的预算中再砍掉60亿美元。议员们一直拒不退让，直到艾奇逊开始发表他的一通论说：这威胁不是希腊内战而是俄国的共产主义；它的目标是控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是共产主义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包围和夺取德国甚至于整个欧洲。这是一场自由和专制之间的斗争。所以说，通过保卫土耳其和希腊，美国人实际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艾奇逊最后做结论说：“苏联正在以最小的代价玩着历史上最大的赌局之一，我们，也只有我们，才有能力打破这场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