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们大为惊骇。大家一片沉默，直到亚瑟·范登堡（时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告诉杜鲁门说，国情咨文中一定得包括艾奇逊的解释才行。按照这位参议员出的主意，总统把美国民众“吓坏了”。但就公众舆论来讲，这种手法却很帮了杜鲁门的忙。（直到三年以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其他人在这件事上翻转了论调，指责这届政府对如此可怕的危险太过温和。）总统也向国会做出保证说，美国不仅可以控制援助希腊的每一分钱，而且还要通过控制其外汇、预算、税收、货币和借贷来全面管理希腊的经济，由此获得了国会的支持。

但在国务院内部，艾奇逊却遭遇到反对。苏联事务头号专家乔治·凯南强烈地反对向土耳其之类的国家——其内部没有共产主义麻烦，同时又和苏联接壤——予以军事援助。与经济上的帮助不同，军事援助可能会挑起事端。艾奇逊不同意这种观点。这个增强土耳其军事力量的机会太好了，绝不能错过。这样，用一位官员的话讲，“土耳其被顺便和希腊一起放进了烤箱，因为这似乎是烹熟这只皮糙肉厚的鸟的最好方法。”凯南也对演讲草稿中那种刺耳的意识形态调门和美国对援助投入上不封顶的宣示直言反对。国务卿马歇尔和另一位俄国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也赞成凯南的意见，他们告诉艾奇逊说：“演讲中反共产主义高调唱得有点多了。”艾奇逊坚持他的立场。而马歇尔被告知，杜鲁门认为，“如果不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参议院是不会批准杜鲁门主义的。

其实，艾奇逊精心地把核心的经济因素排除在了演讲之外。他和杜鲁门要的是一个谁都能懂、可以唤起行动的意识形态号召，而不是一个可能引起关于美国在中东的石油资产问题的争论的咨文。当然，经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注意到的，如果希腊以及类似的关键地区“相继陷入经济混乱的话，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它们会挣脱美国的轨道，尝试执行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最坏的结果则是，它们会投向俄国，成为其卫星国”，最终会导致一场比30年代更糟的萧条。

琼斯的观点被纳入杜鲁门3月6日在贝勒尔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重要演讲当中。这篇演讲给六天之后宣布的杜鲁门主义补充了经济方面的内容。总统坦白地宣称，如果国家控制的经济形态（如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扩张不被制止，私人企业所依靠的开放的世界市场得不到恢复的话，一场萧条就会发生，而且政府就不得不大规模干预社会。然后美国人就只好告别他们的传统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了。杜鲁门指出，“关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千真万确的一个事情就是：前两个自由与第三个自由相关。”因为“和平、自由和世界贸易是不可分割的。”他最后指出：“我们决不能再重蹈30年代的覆辙了。” 这样，总统就给予行将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以经济方面的道理。由艾奇逊和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执笔起草的贝勒尔大学演讲稿所要解释的是，如果美国人想要保存他们的个人自由的话，那他们就必须重建铁幕以西的地区，以免它们陷入无序混乱、激进政府，甚至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