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杜鲁门主义”的演讲是1947年3月12日在国会发表的。这个演说阐述了这项事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总统提议拨款4亿美元来进行军事与经济援助，但是他也要求其他东西。杜鲁门警告国会说，现在全世界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做出抉择”。他敦促美国人民投身于帮助“各自由民族”、反对“极权主义政权”的事业中来。这个要求遭到批评；而且对美国人必须担当的这项事业杜鲁门丝毫没有加以地理范围上的限定（非洲和德国一样要包括在内？东南亚和西欧一样要包括在内？）。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指责杜鲁门把世界分裂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地区，然后直白地说，“我不想和俄国打仗。”在左翼，正在欧洲访问的亨利·华莱士谴责杜鲁门是在“不计后果地冒险”，而这会让世界付出“一个世纪的恐惧”的代价。参议员范登堡急忙出面为总统辩护，把华莱士称作“四处游荡的破坏分子”。但是，这样的担忧不仅仅存在于塔夫脱和华莱士的头脑中。杜鲁门国会演讲之前不久，艾奇逊告诉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领导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当时仍是核武器领域里的顶级科学家）说：“我们正进入与苏联敌对的关系，”在制订原子弹计划的时候“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

国会左右为难，摇摆不定。当范登堡参议员开始对其所谓“我所经历过的提交国会审议的最重大的事件”召开闭门听证的时候，艾奇逊对杜鲁门主义的适用范围是否有限定的问题闪烁其词：“如果出现我们可以做点有用的事的局面，我想我们就一定要做。”但是他在一个问题上的态度十分明确：“我认为，那种以为在如何时候都可以和俄国人坐下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只有当西方具备了坚不可摧实力的时候，斯大林才会来听听美国的谈判条件是什么。艾奇逊断定苏联应对希腊革命负主要责任。美国驻希腊大使林肯·麦克维（Lincoln MacVeagh）说，毕竟“任何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帝国都有扩张主义倾向”。（这位大使指的是1917年的革命，而不是1776年的。）但这种关于苏联人介入希腊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希腊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原因，而铁托出于自己的目的对其加以推波助澜。但这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杜鲁门政府要求在任何地方都担负起反共产主义的义务，而不仅仅是针对苏联人。

这就在希腊造成一个特殊的麻烦，因为正如麦克维私下里承认的，希腊“最优秀的一些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是希腊的一个可悲的方面。”但是美国人不得不继续“做无米之炊……否则你就会失去这个国家”。希腊政府极为残暴，以至于国务院私下里警告它必须停止虐待政治犯，否则“总统的计划”就会受到破坏。然而，当有人批评杜鲁门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右翼政党的时候，他只要简单地问美国人是更喜欢“极权主义”还是更喜欢“不完美的民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总统和艾奇逊就这样使这些既想反共又舍不得花钱的国会议员上了圈套。正像一位重要的民主党人窃笑地一样，共和党人当然“不想被人前者鼻子走……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也不想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它。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无法回避，也都只能顺着说话了。”而且，杜鲁门总统动作如此之快，以至于国会别无选择，只能增加他的权力。范登堡抱怨道：“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代理人坐在这里，” 而是在处理“总统的宣战要求”之类的东西。这位参议员总结说：“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除了说‘是’。” 范登堡此言不谬。国会接受了总统对这场危机的定性，这标志着冷战中的一个关键点——对外决政策制定的权力从国会山迅速转移到白宫。冷战之后这权力仍保留在总统那儿，部分地应归功于杜鲁门1947年做的示范：如何在一个分裂、多元的民主制度中取得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