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并没有一夜之间完全改变。这需要时间和过程，现在仍在继续。中国人从来都擅长做买卖。邓小平当政后，我们逐渐又可以利用自己的这类才能了。我尽量简单地解释解释。

“1978年之前，政府决定人民生产什么东西，人民只能买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政府怎么能事先知道人民要买什么东西呢？如果只有一样东西，那么产品怎么能做得更好呢？没有竞争，只有政府可以决定什么是真正需要生产的商品。”

“如果我们齐老师负责服装生产的话，他会只批准灰色长裙或长裤的。他太老古董了。”

爸爸笑了。“那时候所有东西都很老古董，或者说，很落后。我说过，如果你在学校里用功学习，就会获得好成绩。然后你会获得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学的机会，毕业后会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如果你用功之后得不到回报，继续努力的动力就会很小。如果你非常努力却挣钱很少，还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那就更糟糕啦！”

啊呀，那可实在是糟糕，我想。

“从那时起，邓小平号召人民解放思想，中国慢慢地成为一个与过去不一样的国家，一个现代国家。孩子们又可以上学了，大学重新开放了，许多人找到了好工作。有些人创办了按照人民需求来生产的工厂。但是真正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是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在工厂里打工，在建筑工地上劳作。

“最大的不同是，作出所有决定的并非政府，而是人民。这个原则，即将人民的需求和供给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叫做市场经济。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这是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真事。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外号‘傻子’的人以炒瓜子为生。人们喜欢吃他炒的瓜子，也喜欢他给瓜子起的名字：傻子瓜子。很快他一个人干活就不够用了，他开始雇人。两年时间里，他有了105个员工，每天卖出9000公斤的傻子瓜子。用改革开放前的老思维看，他现在在‘剥削人民’。但是新思维说他在为自己赚大钱，还为105个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生产了人们喜欢吃、愿意买的东西。

“在为满足人民的需求而生产商品的所谓市场经济中，他是一个先行者。实际上，农民是最早甘冒风险、创办小企业的。到了1985年，全国有近1200万个注册的小企业。邓小平支持它们，而它们支撑着中国。”

“这并不是那么好理解。我是说，我理解卖傻子瓜子的人，爸爸，但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这样吧，假设中国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才能。有些就像这个卖瓜子的人，有些像那些工人，有些有技术能力，有些有手工才能，有些热爱科学，有些对医药、金融或贸易感兴趣。邓小平不想为每个人来作决策。他和党指出了新的方向。我们生来都拥有某些能力，如果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被人强迫着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那么就不仅会更快乐，还会更有生产力。”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那个卖瓜子卖出名头的农民被迫去当裁缝，或学机械，他可能根本不能获得成功。他就不可能一天卖出去

9000公斤瓜子，还提供那么多就业机会。”

“有一件事我不理解，”我说，“如果我们能够心想事成，成为厨师、画家或者老师，为什么温迪还要说我们没有她自由？”

“我认为这跟我们选择的职业并没有多大关系。你不妨让她解释清楚自己想说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一直在谈论很严肃的话题。明天这个时候再继续？”

“好吧，谢谢！”我很开心，爸爸像对待成年人一样跟我谈话，但我当然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