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呼唤思想解放，但是一代人的思想不会瞬间改变。许多你爷爷辈的人不愿意说起过去，也不许孩子们问。我很幸运地在一个开明的家庭里长大。并非家家如此，有许多农民的孩子挨打，不能上学，必须无条件服从父亲。你喜欢那些彩灯吧？我对扎彩灯的那个人略知一二，他似乎是这个彩灯世家的最后一个传人，名叫唐亮。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父亲在他10岁那年开始教他扎彩灯。”

“这么小？”我说，“他不用上学吗？”

“唐亮上过4年学，然后就要养家了。孩子们也要为家庭收入作贡献，干活非常辛苦。唐亮老先生告诉我，扎灯笼的规矩非常严格：得用树皮条在架子上缠12圈。他说，有时候他父亲会检查他的活计，把粘好的树皮条撕开，数数有几层，如果发现儿子骗了他，只缠了10圈，就会揍他。铁律是：如果你不守规矩，就什么都干不好。”

哎呀，这听上去太可怕了。“我觉得打孩子、不让孩子上学非常可恶。”我说。

“你必须考虑到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爸爸继续说，“唐亮现在快要90岁了。我说过的，时代不一样了嘛。”

“但是温迪说即便是现在，在中国也不自由。她说在美国所有人都可以随便说话，甚至可以反对总统。温迪告诉我，布什当总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讨厌他。还有一个人，我忘了他叫什么，拍摄了一部电影，里面的美国总统布什形象非常糟糕，我是说非常非常糟糕。但是这个制片人也没有被逮捕，他甚至还因此获了奖！能想象有人在中国拍一部电影丑化主席，完了还获奖吗？”

爸爸笑了，是哈哈大笑。“不行，”他说，“我觉得不行。”

“你看，”我说，“温迪是对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还不自由。”我忍不住感到了一种胜利的喜悦。我赢了这场辩论，我清晰地表达了观点。

“说得好，”爸爸笑着说，“你说清楚了。如果你把自由和公开嘲笑我们的政府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们走不了多远就会惹麻烦。但我还是觉得，这样一部电影如果在中国拍摄，中国人接受它的情况跟美国人接受的情况会很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会公开侮辱人，这不是我们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要问，你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积极的东西。不过，要知道……在美国，因为有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的政党天生就在努力指出对方的错误。”

我有一个问题，但是不敢问。我觉得问了会显得自己很傻。但是如果不问，我又怎么能得到答案呢？我想我知道美国叫做民主。温迪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爸爸又说在美国，不同的政党每隔那么几年-我说不准几年-就要彼此打架，争取竞选胜利。在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但是这在我们国家叫做什么呢？肯定得有个名称啊！

“你在想什么？”爸爸说，“从你的表情看，肯定是非常严肃的事。”

我想，好吧，那就问吧。温迪不总爱说吗：有什么啦。我喜欢她的一些英文表达。记得在一开始我对她的话并不是很能理解，但是现在我很熟悉她了。这很好。所以我说：“也许这个问题很傻，但是你说过美国的政治体制很不一样，据我所知叫做民主，但我发现，我并不真知道在中国叫什么。我们叫做什么呢，爸爸？”

我不安地等待着爸爸的反馈。他什么也没说。然后他叹了口气，才说：

“你的问题一点也不傻，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你听胡锦涛主席说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听说过，我们在学校也学过。”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肯定更像是对一个体制的描述，而不是一个体系的名称。说实话，几个月以前我也给不出一个答案，麦琳。但是我读了一本书，里面对我们的体制解释得非常好。”

“作者给我们的体制命名了吗？我们知道的一切事物不都有个名称吗？”

“是的，他们给起了个名字。他们管中国叫‘纵向民主’。”

“从来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