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请了一些同事一起吃饭。”我含含糊糊地说，不想告诉他整个实情，因为我为把这个斯密的灵魂介绍给经济学同事倍感为难，所以从相关的学科找了两个左倾人士，他们是冷战期间在发展中国家战斗中遗留下来的人员。靠着他们经典的学术训练他们能找到任何疑点。这个斯密独角戏在这项更为严格的复查下会支撑下去吗？

“还有一件事，”我强调说，“我介绍你的时候会称你为‘史迈斯博士’，一位退休的教授，今天你就是史迈斯博士。”

中午，我开车来到哈罗德的小房子前。杂草在风中摇摆，三张卷着的报纸散乱地扔在草地上。我把报纸捡起来放在走廊里。哈罗德边往纱门走边用一块破布揩手，嘴上叼着一支烟。他充血的眼睛一见阳光就眯了起来。朱莉娅曾警告过我，附体使他精疲力竭，但我还是毫无准备：哈罗德看上去又沮丧又寒酸，他的衬衫丢了颗扣子，露出了里面穿的破汗衫，他的裤子染着青草的污迹。把烟蒂吐到地上，哈罗德钻进了汽车。不管他是不是精神错乱，除了替他感到惋惜难过外，我无能为力。

过了几个街区，我又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已睁开，正笔直地坐着。

“理查德，你是不是要道歉？”声音不是哈罗德的，而是斯密的。

这种角色的迅速转变并没有让我感到紧张，当我凝视他的时候，我几乎还开了一盏灯。匆匆翻过那本皮面版的《道德情操论》之后，我告诉他我的调查无法驳倒他。“似乎我是第二个借阅这本书的人，”我说道，“上次是在1923年。”

他笑了一笑，“那是我诞辰200周年的那一年！”

我没有提起那没有裁开的书页，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个作者都是最糟糕的了。

校园里的几个建筑工地上到处都是园林美化人员、油漆工和木工，但我还是毫不费力地在教师俱乐部前边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参加我们联欢会的人中，有社会学家卡罗尔·诺顿博士和国际关系教授韦恩·布朗博士，他们都没有觉得哈罗德衣着随便、极不讲究：人们认为一位教授的不拘小节是理所当然的。做过相互介绍，说了几句玩笑话，我们向饭桌走去。这是夏天，又没课，我们吃饭时就点了几种饮料，给卡罗尔和韦恩点了白酒，我要了啤酒，又给斯密点了德兰比酒。

“我不知道你还写了这样的东西。”我说道。

“我亲爱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长老派信徒，”斯密回答道，“不过，我在精神上是一直支持自由市场的。我自己特别喜欢法国酒，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一个人不寻常的喜好！”他大笑道，“但我今天却是出奇地想喝点家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