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派和卢梭派对隔阂的看法，在政治思考的其他领域中有过非常强烈的反响。譬如，有关既定体制的价值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们的看法。根据奥古斯丁的哲学，人是危险的造物。现有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可能不健全，但是，只要它们保证某种秩序，即便只是通过习惯和恐惧这类压力来进行，它们也是有价值的。但是，从卢梭的观点看，单独的秩序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人们可以做更伟大的事情，他们可以获得正义和幸福。

这并不是说，奥古斯丁总是赞成，而卢梭从不赞成既定体制。对于奥古斯丁来说，这些体制是由负有罪过的人性建立的，因而其中肯定有很多邪恶。卢梭则认为，人类意志中的原始美德，像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一样，有时会避免腐败，获得自主权。但是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地球上的天堂是不可能的，任何能够预防人性中内在混乱的生活秩序都值得赞赏。另一方面，对卢梭来说，由于人的纯朴不是无法挽回地丢失了，因此有希望建立起地上的天堂，或至少建立起地上的正义。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更多的是堕落和自私。

另一种陈述奥古斯丁和卢梭之间的争论的方法，是追问邪恶的主要来源是人性还是人类的体制。对于奥古斯丁来说，体制中的邪恶是人性中的邪恶的结果。卢梭则坚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人性中的邪恶来源于体制中的的邪恶。因此，对于奥古斯丁派来说，人可以避免体制的影响并重新创建文明的观念是不可想象的，而对卢梭的追随者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种两极对立（polarity）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奥古斯丁派趋于保守——不是尊崇主导的秩序，而是害怕对它进行任何改变。削弱深嵌在个人习惯和长期以来的习俗中的约束力，会放纵邪恶人性中固有的骚动。反之，卢梭的追随者可以轻易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原有的纯朴提供了重建历史的可能性。当然，为了这种重建的出现，人类的原始的高尚促使他必定以某种方式抛弃压迫的、腐败的体制的影响。但是，卢梭的思想中没有禁止任何假定，包括通过革命的摧毁行动来实现解放这一假定。然而，卢梭自己对革命并不是那么无忧无虑的，事实上，他自己没有假设任何摧毁体制的行为都是一种解放行为。他的思想在历史上起到的具有爆炸性的效果主要来源于他的心理学的革命含义。卢梭小心地引出这些含义，但是他的后人却以极度的热忱相随。

在美国，学生们有时采用了革命的态度，或至少使用一种革命性修辞。已建立的秩序也许包含足够的邪恶，譬如贫困和种族歧视，使人们有理由具有这种态度。但是，人性中是否有足够的善使人们有理由具有这种态度呢？如果奥古斯丁比卢梭更接近真理，那么，这种通常充满偏执和自以为是的激进主义，会导致比那些遭到攻击的邪恶更严重的邪恶。

我们现在已经讨论了隔阂的起源——无论起源于我们的本质，源于对我们的本质的一种悲剧性的遗弃，还是仅仅源于偶然的历史境况。这个讨论使我们能够提出问题，应该如何消除隔阂，或者，如果人在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他们之间的冲突怎样才能减轻？讨论这个问题，会有利于我们注意到人的一种才能（faculty），这种才能被有史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视为统一与秩序的主要来源，它就是理智（r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