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是毫无疑问的：强有力的肯定。确实，古老的以色列——西方文化的两个主要根源之一，相对来说不重视理智，而是认为我们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服从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和人有时进行理智的争论，希伯来人的上帝（Hebraic God）就是聆听和述说的上帝。在古希腊——我们文化的另一个来源，最有力量和最普遍的政治思考主题大概是一个观念，就是人能够通过理智来解决冲突。希腊的观点胜利了，就连基督教在中世纪都显然变得有理性了。近代世界因此继承了一个强有力的理性传统，它在科学和技术中的发挥是最惊人的。虽然对占优势的理性主义有过一些强烈的反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过。西方社会也许仍然会把圣经的训诫作为它的座右铭：“来吧，我们来理论。”

但是，这种一致性取决于一种假定，即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或者至少他们的利益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而且他们所有的利益都相互冲突，那么，理智就几乎没有用，它根本无法将人们聚合在一起，反而将使最狡猾、最无情的人胜过其他人。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即便是马基雅维里赞成这样运用理智。但是据柏拉图说，至少两个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智者，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和卡里克勒斯（Callicles）就这样运用理智。柏拉图说，对于这两个人来说，理智能够克服非理性的习俗和没有基础的顾忌，它们有时会诱惑强者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他人的利益。

如果在某一点上，所有人的利益一致，即便人在本质上受到隔阂，并且除了作为达到个人满足的手段之外对他人漠不关心，理智仍然会通过揭示他们利益的一致而使他们走到一起。有一种观念是西方政治思想最持久的观念之一，这就是，政府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之上的。这个概念由霍布斯的观点阐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但是，他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因而希望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认为，理智能够使个人利益的一致变得无可置疑地清晰，因此，能够避免人们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否则，他们会参与进去，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受到隔阂的。对于霍布斯来说，每一个人只关心个人的安全，但是，理智告诉他们，为了每一个人的安全必须服从一个能够保证所有人安全的政府。

西方对理智的信仰通过否定本质上的隔阂达到了顶峰。我们传统中最古老、最持久的信条之一，就是认为通过理智我们能够辨别我们共有的本质，并且，从中能够得出联合我们的法则。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这是贵族政治哲学的首要原则，这一哲学是建立在城邦制的基础上的。在斯多噶哲学（Stoicism）中，它成为一种平等主义（egalitarian）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t）观点的基础。在中世纪，它和正统基督教的原则结合，获得了权威性。在近代，它已经是国际法（限制国家权力在境外的应用）和立宪政府（限制国家权力在国内的应用）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个观点，通过使用我们的理智，我们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个共同体不会被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冲突所摧毁。有了我们在这个理智的普遍社会中共有的会员资格，即便权力有不停地变得野蛮和无限扩张的趋势，我们也能使它服从于理性上肯定、道德上无可挑剔的标准。这些标准构成了通常说的“自然法”。如果说在我们的过去有过一个必不可少的观念，那么就是这个观念。

然而，有几个思想家对这个观念或是有保留意见，或是怀有敌意。但是，表现出自然法观念的力量之迹象可能是还没有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否定过它。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年）几乎要这样做，因此，他很自然地成为了反理性主义的典型。他是一位在爱尔兰出生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宣言。伯克坦率地为偏见辩护，而不是为理智。他的著作显现出的对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种信仰，如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样断然和绝对。但是伯克不相信理智可以揭示人的本质。他认为，已建立起来的习俗和传统远比抽象的理智的结论更能准确地反映人性。这些习俗和传统在人的头脑中占有最高地位，他称之为“偏见（prejudice）”。

按照伯克的说法，我们不仅过于深奥和复杂，因此不能够充分地受到理智的引导，而且我们也非常危险。伯克与奥古斯丁对人性的看法相同。秩序需要习惯和情感的支持，因此，要依靠体制和传统，这些都是古老的、神圣的，而且无可置疑的。偏见不仅比理智明智，而且更有力量。对于伯克来说，只有忠诚于历史悠久和令人敬畏的体制，隔阂才能消失。要求理解人性会危害到相互理解和尊重，而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只能建立在谦卑地服从于传统、习俗和从过去继承过来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