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否在一瞬间迅速死亡，我不知道；但是，当奇克林先生跑到她身边时，她已经断气了。他是第一个看到她的人。他托起她的头，把她的脸庞转向比较舒服的姿势；有人说后来他帮她合上双眼，将她的头放回地面。我记得他把她身上的裙子往下拉平--当时裙子掀到大腿--他还将她的双腿并拢。然后他站起身，脱下身上的运动外套，那件外套他老是搭在胸前，就像斗牛士拎着的斗篷。我是第一个跑向三垒边线的球员，但是奇克林先生的动作非常敏捷--对一个胖子而言；他立刻抓住我，用手上的外套蒙住我的头。我什么也看不见，也根本无法挣扎。

“不！强尼，不要！”奇克林先生对我说，“强尼，你不会想看见她那模样的。”

记忆是个怪兽；尽管你忘了--然而记忆并不会忘记，反而把所有事情列入档案，替你保留起来，或隐藏起来--然后自动地突然涌现在你的脑海。你以为那是你的记忆，其实是记忆跟定了你！

后来，我记起了每一件事。在重忆我母亲去世的场景时，我记得当天在看台的每一个人；我也记得谁不在现场，还有每一个人对我说的话，或没说出口的话。但是第一次回到现场时，我对细节方面的印象很模糊。我记得派克警长，我们格雷夫森镇警察局的警长--几年后，我还跟他的女儿约会。我之所以记得派克警长，是因为他问了一个可笑的问题--更荒谬的是，他还卖力地追查他所提出的问题。

“球呢？”警长问，据说他在清理现场之后，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妈的尸体已被送走，而我坐在长条椅上，趴在奇克林先生的大腿上，他的运动外套仍然盖在我头上。这时，我喜欢被外套罩住的感觉，是我自己把外套盖住头的。

“球？”奇克林先生反问警长，“你要那个该死的球？”

“嗯，那是凶器，算是吧。”派克警长说，他受洗的名字是本。“我想你可以管它叫杀人的凶器。”本·派克说。

“凶器？”奇克林先生说话时还捏了我一下，当时，我们正在等候我外婆或我妈的新丈夫来接我。“杀人的凶器！”奇克林先生念着，“我的天啊！本，那只是一颗‘棒球’啊！”

“那球呢？”派克警长又问，“如果是那个球杀死了人，我当然要看--事实上，我应该把它带走。”

“本，别这么烦人吧。”奇克林先生说。

“是哪一个小孩拿走了？”派克警长问我们那位胖教练。

“去问他们，别问我！”奇克林先生说。

当警察对我妈拍照时，所有的球员都被带到看台后方，大家都直挺挺地站着，透过空无一人的座位看着命案的现场。一些镇上的人也陪在球员身边--球员们的父母和热情的球迷。后来我记得欧文的声音，他在黑暗中对我说话--因为我的头被运动外套盖住了。

“对不起！”

这些年来，所有的片段都一点一滴渐渐回到我眼前--每一个站在看台后方的人，以及每一个已经回家的人。

但是当我取下盖住头的外套，才知道欧文并没有站在看台后面。奇克林先生一定也发觉到这一点了。

“欧文！”他喊着。

“他回家了！”有人回答。

“他骑脚踏车走了！”还有人说。

我可以想象他骑着脚踏车在梅登坡路爬坡的吃力模样--先是踩着踏板，然后摇摇晃晃，接着跳下车牵着脚踏车走路；那一路上都看得到河流的景致。在那年头，我们的球衣是让人发痒的羊毛料裁的，我可以想见欧文身上的制服，因沾湿汗水而显得沉重；背上的数字“3”对他而言，委实太大了些--当他把上衣塞进裤子时，也把数字塞进了一大半，所以路过梅登坡路的人都以为他是“2”号。

我想他没有理由留在那儿等候，我妈总是在少棒赛结束后送欧文和他的脚踏车回家。

我想，那颗球一定被欧文带走了。他是个收藏家；只要想想他收藏的那些棒球卡就知道。多年以后，奇克林先生说：“毕竟那孩子只击出这唯一像样的一球，打出木头真正的声音。可惜却是个坏球，更甭提还杀了人。”

“如果球被欧文拿走了又怎么样呢？”我想着。不过，当时我想的主要是我妈；我已经开始生气她为什么从不告诉我，我的父亲到底是谁？

当时我才十一岁，我不知道还有谁出席了那场少棒赛及目睹了那场死亡--更想不出会有什么人想拥有欧文击出的那个棒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