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婶子费劲巴力地准备了一顿饭，烧了我爸喜欢吃的腐竹烧肉，还有黄汤鱼和焖豆腐，又知道我爸不喝白酒，特意买了一瓶扎酒。扎酒其实就跟糯米酒差不多，颜色有点偏红，据说喝了养人的。这么难得的一顿好饭，可见真是把我爸当了稀客。然而我爸却一口没吃。他看了李玖妍写给我婶子的那封信就坐不住了，我婶子还在楼下厨房里忙着，他就从楼上下来了。他的脸黄得吓人，比黄裱纸还黄，黄到尽头还泛－点青。他勾着头窝着背，两条腿硬得像两根棍子。他的膝盖好像不会打弯了，直直地捅在楼梯上。一条腿捅下去，又捅另一条腿。皮凉鞋的底很硬，把楼板捅得咚咚直响。

我叔叔连声叫着：“哥，哥，哥－－！”我爸头也不回。我叔叔追到楼梯口上看着他，我爸歪了一下，我叔叔便赶紧往下蹿两步，想扶他，但他顺手在护栏上一撑，又站稳了。我叔叔家住的是老灰砖洋房，一幢三层的洋房里住了七、八户人家，挤得满满的。楼后面用砖和木板搭的一排矮窝棚是各家各户的厨房，顶上盖的有红机瓦，有牛毛毡和杉树皮，还有人干脆在屋顶上钉一块旧铁皮，再在旧铁皮上薄薄地抹一点水泥。我叔叔家在二楼，楼梯上的窗户下边就是他们家的厨房。厨房顶上盖的是牛毛毡，夏天的太阳直愣愣地烤下来，里面又是烟熏火燎，我婶子的圆领衫都被汗粘在了身上，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听见楼梯响，又听见李德成叫哥，我婶子赶紧扯扯贴肉的湿衣服，把围裙套在胸前，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她看看上边的窗户，又转过来看楼门口。楼门口紧挨着后门，我爸下了楼，往左跨一步，就到了后门口。我叔叔跟在他后面。

我婶子看见我爸蜡黄着脸，就猜他没扛住，被一口气噎住了。我婶子就用眼神问我叔叔，我叔叔用眼睛回答了，并且用力点头。我婶子便说：“哎呀他大伯呀，这是怎么回事？说好了吃饭的，菜也马上就好了，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无论如何也要吃了再走呀。”我爸像没听见似的。我婶子又朝我叔叔使眼色，叫他拉住我爸，我叔叔挤挤眼摇摇头，还摊开两只手，意思是他拉了，尽了力了，可是拉不住呀。我婶子就故意骂我叔叔，但她不提李玖妍的那封信，她说：“李德成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一定是你不会说话，把大哥气到了吧？你看看你这张臭嘴！”我婶子骂了我叔叔，又对我爸说：“他大伯，我从早晨忙到现在，你看看我这一身，哪里还有一根干纱？你一定要给我一个面子哈，哪怕有天大的事也要吃了再走，听到吧？不能走哈！”这回我爸听见了，他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他像一根弯棍子似地从我婶子身边走过去了，又直着腿往前走。走出了厨房和洋搂之间的窄巷子，推开一扇歪斜的木板门，就进到了柳家巷了。我叔叔和我婶子一直跟到门边。阳光很白，贴着巷墙照下来，把柳家巷照得一半阴一半阳。我爸不知道走阴处，在白晃晃的阳光里走着，已经快走到巷子那头了，我婶子忽然发现他手上还捏着他们家的一把蒲扇，便踮着脚尖追上去。我婶子边追边说：“他大伯，蒲扇呀，蒲扇！”她追到他屁股后头，嘴几乎贴靠了我爸的后颈窝，可我爸什么也没听见，只知道往前走。我婶子想将蒲扇从他手里抽下来，她弯腰捏住扇沿，抽了一下，没抽动，又连抽两下，还是没抽动。我爸捏得很紧。有人在抽他手里的东西，他也浑然不觉，依然勾着头直着腿往前走。我婶子不好硬抽那把扇了，她摇摇头，叹一口气，看着我爸一顿一顿的走出了柳家巷。

那把蒲扇就这样被我爸一直捏在手中。那是一把上好的蒲扇，扇中央用烟熏了我叔叔的名字。我叔叔还在扇的另一面熏了几根细瘦的兰花，是照着《芥子园画谱》熏的，兰花上面熏的是毛主席的《蝶恋花·赠李淑一》，仿毛主席的手迹。后来这把蒲扇就放在了我们家里。我们家也没谁用过它，前些年搬家，我从一个柜顶上把它拿下来，它被压在一些旧报纸和一只纸箱子下面，已经变形了，有些糟了。我轻轻抹掉它上面的灰，见我叔叔的名字还在，兰花和《蝶恋花·赠李淑一》也在，与我爸的血印子相叠印，只不过血印子变成了淡淡的酱黄色，不大像血印子了。